幼小说

㈠ 儿童小说 概念

儿童小说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严格意义上的儿童小说指的是以塑造儿童形象为中心、以广大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散文体的叙事性儿童文学样式。因此，它要求有以儿童形象为中心的人物形象或以儿童视角所表现的成人形象、以儿童行为为中心而串连的故事情节、以儿童生活的背景和场所为主的环境描写。但一般意义的儿童小说的概念比较宽泛，常指从儿童观点出发，充满儿童情趣，能充分满足儿童审美需求，符合儿童好奇、好动的心理行为特征，以社会生活为内容，幻想性、故事性很强的散行的叙事文学样式。
儿童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和读者对象是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学生（现在有向高中阶段延伸的倾向）。因此，也有人称其为“少年小说”。由于它的描写对象和读者对象的特殊性，儿童小说除了要服从小说的一般艺术规律外，还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规定性。
一、主题积极鲜明而有针对性
主题是作品的灵魂，它统帅着作品的一切。作者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一定要明确主题、把握主题，不能含糊不清、犹豫不决。儿童小说由于它的特定对象，尤其应有鲜明、积极的主题。因为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他们对外界事物的感知、理解和判断处在由简单到复杂、由表象到本质的渐变时期，思维正处于由单一到繁复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水平、理解能力和阅读水平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儿童小说的主题不能过于含蓄、隐晦、模糊。同时，因为儿童文学担负着对下一代的思想、知识、审美等方面的教育责任，因而，儿童小说的主题也必须是比较积极、鲜明和有针对性的。
像都德的《最后一课》，虽然主人公小弗郎士是一个淘气、贪玩而逃学的孩子，但作品正是通过他的视线、语言和心理活动表现出即将沦为亡国奴的法国人民的心态和精神，张扬出强烈而鲜明的爱国主义主题。这样，儿童在阅读欣赏过程中，就很容易领悟。再如我国当代著名女作家颜一烟的《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通过描写东北抗日联军中一个叫小江的小战士的战斗故事和成长过程，揭露了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创伤和灾难，表现了东北抗日联军在艰苦的条件下奋勇抗战的鲜明而正义的主题。通过阅读，小读者们不仅可以从小江这一少年英雄身上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也可以了解当时抗日联军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许多中外优秀的儿童小说就是以其积极鲜明的主题吸引着儿童，并永葆其艺术生命力的。可见，儿童小说积极鲜明的主题一般表现为某种积极正确的思想、鲜明健康的情感和恒久审美的价值。
强调儿童小说主题思想积极鲜明，不是说不能表现生活中阴暗、丑恶的一面；也并不是说不能宣泄情感世界中感伤、悲苦、愤怒的一面。儿童小说，作为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心理、民众情绪最敏感的神经，它可以反映和儿童生活相关的社会的各个侧面，可以表现儿童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问题并不在于反映什么样的生活、表达什么样的情感，而在于能否张扬出积极鲜明的主题思想。像常新港的名著《独船》、丁阿虎的《黑泥鳅》、曹文轩的新著《草房子》等作品，尽管它们反映的是当代儿童生活暗淡的一面，作品笼罩着浓重的悲剧气氛，但其主题仍以展现时代进步、少年儿童自我意识觉醒等为主，显示出积极、明朗的涵义。因此，作品不光引起小读者们强烈的心灵震撼，也引起教育界的广泛思索。
强调儿童小说主题积极鲜明，不等于根据某种政治需要去图解生活，也不等于把儿童小说作为达到某种思想教育的直接教具。在十年动乱中，由于“左”的干扰，儿童小说主题曾经有过相当的混乱。因为片面理解儿童小说的教育作用，片面理解儿童小说主题的积极鲜明性，认为只要具有积极鲜明的政治性，作品就有了深刻的教育性。这样就使一些作者在创作时忽视艺术的客观规律，不是从生活出发、从审美的角度出发去提炼主题、去表达由生活暗示给他的思想，而是从“问题”出发去抓取题材、结构作品，甚至纯粹是为了图解某种思想而写作，这就不能不影响儿童小说创作的健康发展。像《新来的小石柱》（童边）、《三探红鱼洞》（程建）、《石柱子》（浩然）等作品就流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范畴，从阶级斗争的概念出发编织故事情节，公式化、概念化严重。茅盾先生曾尖锐地批评这类作品是：“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钩；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
一部好的儿童小说，其主题必然在某种程度上隐含着一定的针对性。这种“针对性”主要是指作品所体现的主题是否紧密结合小读者的生活实际、思想实际与兴趣爱好，是否能引起少年读者思想感情上的共鸣、在心灵上产生深刻的影响，是否对他们认识生活具有一种“前导”意识。甚至在读了作品之后，觉得就像是写他们自己的生活。新时期一批有影响的儿童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王安忆）、《独船》（常新港）、《祭蛇》（丁阿虎）、《墓碑·老人·石桥》（杨福庆）、《老人和鹿》（乌图尔热）等，以及90年代以来在小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作品：秦文君的《女生贾梅》、《男生贾里》、《孤女俱乐部》等，曹文轩的《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等，夏有志的《普来维梯彻公司》，程玮的《少女的红发卡》，张之路的《坎坷学校》，常新港的《夏天的受难》，沈石溪的《狼王梦》与《鹰王泪》等等，大都反映了少年儿童比较关心、比较感兴趣和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主题，揭示了少年生活中经常遇到的矛盾，说出了少年人想说而又说不出的心里话，表达了少年人的欢乐、痛苦和烦恼，因而使他们倍感亲切，受到少年读者的普遍欢迎。
相反，假如一部儿童小说完全脱离了少年读者的思想实际，与少年读者的感情、爱好差距很大，即使有再强的文学性，也不会引起小读者的阅读兴趣，更不会在小读者的心灵上产生强烈的共呜和影响。所以，儿童小说讲究针对性是必要的，这是儿童小说特定的读者对象所决定的。但如果把针对性强调到只是从概念出发、进行说教的过分狭窄的尺度又是有害的，这将不利于儿童小说广泛而多侧面地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与儿童的内心世界。

二、题材广泛、深刻而有选择性
儿童小说同其它儿童文学样式一样，都是以反映和儿童相关的社会生活为主。社会生活内容的无比多样性和丰富性决定了儿童小说的题材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中外著名的儿童小说题材及其范围都是很广阔的。作家的笔触深入许多领域，描绘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国家的儿童生活。在众多的作品中，有反映革命年代儿童跟随父兄参加革命斗争的，如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严阵的《荒漠奇踪》等；有反映低层儿童悲惨生活、苦难经历的，如莫里兹（匈牙利）的《第七个铜板》、车培晶的《红麻山下的故事》等；有反映儿童在家庭、学校、社会生活中进步成长的，如阿·林格伦（瑞典）的《艾米尔的第325次恶作剧》、张之路的《坎坷学校》等；有反映各国、各民族儿童诚挚友情的，如叶君健的《新同学》、程玮的《来自异国的孩子》等。在以上这些作品中，大部分题材是从儿童生活中选取的，或反映他们的生活，或反映他们的各种需求和追求，或反映他们喜怒哀乐的情绪和情感。可见，儿童小说要侧重反映儿童自己的生活，使他们感到亲切可信，受到作品的感染和激发。此外，惊奇的探险与侦破题材、科幻题材、动物题材、武侠题材等等，都是小读者感兴趣的题材。
儿童小说虽然以儿童生活为主要题材，但是为了开阔儿童的眼界，为他们塑造可效仿的形象，成人生活题材也应在儿童小说中有所反映。事实上，儿童生活与成人生活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作家在反映这一类题材时，如果能以儿童眼光描绘成人生活，写作方法切合儿童心理，富有儿童情趣，同样也能受到儿童的欢迎和喜爱。如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就是放在儿童书架上的以成人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鲁滨逊，具有顽强不屈、坚韧不拔、敢冒险、能实干的气质。全书充满朝气蓬勃的乐观主义精神，对于培养儿童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力有积极的作用。此外，吴承恩的《西游记》、塞万提斯（西班牙）的《唐·诘诃德》等都如此。这些小说虽然以成人生活为题材，但作品张扬的人类精神恰好符合了儿童向往勇敢和冒险精神的天性。
儿童小说题材是广阔的，反映或再现生活面是宽阔的。尽管如此，儿童小说的题材仍然存在着不断探索发展的问题，即深刻性问题。80年代以来，作家们越来越热心于崭新的少年儿童生活图景，学校题材已不局限于一般地表现儿童如何学习和生活，而是把笔触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力求传达他们隐秘而微妙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追求，如常新港的《夏天的受难》；家庭题材也糅进了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把笔触伸向过去不曾开掘过的各个角落，如秦文君的《老祖母的小房子》；更多的是让儿童直面人生和社会，用真诚而率直的笔调来描绘丰富多彩的生活，如曹文轩的《山羊不吃天堂草》、谭元亨的《洛杉矶的中国少男少女》等。
然而，儿童小说的题材具有广阔性，同时也存在着有所选择的课题。少年儿童对是非善恶美丑的判断常常从表面出发，辨析力毕竟较弱，易于被复杂现象所迷惑。因而，儿童小说创作绝不能“百无禁忌”。作家必须审慎地选择、剔抉材料，不能因为强调自己的意念、观点和感受，而忽视对儿童小说题材的鉴别分析、整理加工。事实上，对一般小说可以适用的题材未必能原封不动地用在儿童小说中。如凶残恐怖的题材就不适宜写进儿童小说，至于那些淫秽色情题材更为儿童小说所排斥。儿童小说题材有所选择，也并不是说只能选择那些表现光明快乐的东西。儿童也同样生活在复杂的社会中，社会的阴暗面、生活中的一些消极丑恶的现象和各种矛盾也诉诸他们的感官，引起他们的思考，使他们产生喜怒哀乐的情感。为了引导儿童正确地认识生活、对待生活，应该选择那些表现光明快乐的东西，但也不应该回避和掩饰生活中的丑恶。问题不在写什么，而在如何写。揭露生活中的假、恶、丑，是为了对其进行鞭挞、批判，让正气压倒邪气，唤起少年儿童与之进行斗争的勇气。但必须注意，写这类题材时，一定要恰当地掌握分寸，不能使少年儿童感到消沉、压抑，甚至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儿童小说题材有所选择，也不意味着要把现实生活反复“过滤”到纯而又纯的程度之后，才能写给儿童看。比如，历来儿童小说把爱情题材视为不可涉足的禁地，写男女儿童之间的关系，只能写“友谊”，不能写“恋情”。实际上，早恋在一些儿童中间存在是一种现实，在儿童小说中反映这一现实问题，是对题材开拓的新的探索，作家们毋需回避，人们也不必大惊小怪，应该允许作家尝试、探索，在创作实践中寻求这类题材如何发挥对儿童思想情操的教育、认识与熏陶的作用，及其艺术表现的途径。当然，如果一窝蜂地都去写这类题材，那也是不足取的。

三、人物形象性格鲜明，以少年儿童为主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文学要再现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就不能不以各种人物作为描写的中心。小说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可以多方面地、细致地刻画人物。儿童小说与一般小说相同，是以描写人物为中心。任何一部儿童小说，它的社会作用都要通过作家在作品中塑造一个或几个人物形象——读者在阅读欣赏过程中运用想象再造出艺术形象——从再造的艺术形象身上获得审美享受而最终实现的。因此，努力塑造性格鲜明、反映一定社会生活、概括一定生活本质、以少年儿童为主的人物形象是儿童小说的重要任务。具有艺术魅力的中外优秀的儿童小说，无不以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发挥着巨大的精神感召作用。如《汤姆·索亚历险记》（马克·吐温）中的公然蔑视传统势力、不屑于当少爷受束缚、宁愿离家出走、追求发展自由个性的主人公小汤姆，《小马倌和“大皮鞭”叔叔》（颜一烟）中自幼成为孤儿、不堪地主虐待而逃进深山、参加抗日联军后又因未经改造的野性子而与部队的纪律格格不入、经过部队同志和“大皮靴”叔叔的培养教育以及战斗生活的锻炼而逐渐成为优秀的抗联小战士的小江，《罗文应的故事》（张天翼）中最终战胜了自身薄弱意志而成为一个好少先队员的罗文应，《父亲和土地》（王申浩）中因父亲猝死而毫无准备地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还要替父亲当村长时因坑害过一些村民而消仇的17岁农村中学生家耀等，都是集中体现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少年儿童个性化性格的典型形象，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从而在小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种认为儿童小说的对象是孩子，只需要有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无关紧要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儿童小说塑造的以少年儿童为主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既可以是先进少年儿童的典型，也可以是普通少年儿童的代表，还可以是有严重的过失或带有一定悲剧性的少年儿童形象。
首先，儿童小说应努力塑造富于幻想、积极进取、爱憎分明的先进少年儿童形象。因为对少年儿童读者而言，塑造先进少年儿童典型形象，既符合少年儿童了解同龄优秀人物生活及敬佩楷模的心理，又能帮他们树立起鲜活的榜样，可以使小读者从先进人物身上汲取精神营养，从而健康成长。像小汤姆、小马倌、家耀等，是不同时代的作家在艺术长廊中为小读者树立的榜样。但对此类形象的塑造，必须坚持艺术的真实性原则——即，要从生活出发，不能脱离实际地凭空拔高。少年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即使是先进少年儿童，在他们身上也难免带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毛病。以先进少年儿童作主人公，同样需要全方位地描写，这样才会性格鲜明、生动典型，使小读者感到亲切、可信，而没有束之高阁、敬而远之的感觉。像小兵张嘎、马倌小江等少年英雄形象，作品中并没有回避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因而才真实可信，才富有感召力。
其次，儿童小说应当把典型形象的发掘目光积极地投向普通少年儿童。因为普通少年儿童才是少年儿童的主体，他们的日常生活、思想状况，他们的喜怒哀乐等等，都应是儿童小说家关注的焦点。这样，写出来的普通而鲜活的少年儿童形象才会更真实，对小读者更具有吸引力。像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和《女生贾梅》，尽管“是以虚构的贾里贾梅去适合真实的贾里贾梅们”（梅子涵《从自己的路上走往21世纪》，《儿童文学选刊》1997年第1期），但这两位普通的少年形象却“受到生活里的贾里和贾梅普遍喜爱”（梅子涵《简说男生贾里》，《儿童文学选刊》1996年5期）。“《男生贾里》和其姊妹篇《女生贾梅》都是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这两部长篇之所以成功，主要有三点：一是鲜明的时代特点，二是鲜活的少年形象，三是浓郁的儿童文学特色。秦文君从儿童的世界出发，以孩子观察生活的视角展示了今天少年儿童面临的十分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今天城市中学生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在主人公贾里、贾梅面前都出现了。比如，怎样认识‘歌星’、‘影星’，怎样看待金钱及‘打工’，如何加强同父母的亲情及同学间的友情，以至如何解决在初中生中出现的吸烟、早恋等问题，这些都是90年代中学生面临的新问题。作品不回避矛盾，着力表现了当代少年儿童在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中，逐步克服自身的各种弱点，从幼稚迈向成熟，逐步坚强起来的成长过程。”（翟泰丰《秦文君小说系列·时代呼唤儿童文学精品（代序）》，作家出版社，1997年）
再次，儿童小说还可以把有严重过失、带有一定悲剧性的少年儿童形象作为主人公。多年来，儿童小说创作中有一种不成文却有着潜在影响的观点：把儿童教育中“正面教育”原则简单地直接地搬到儿童小说创作中来，造成儿童小说创作只能以正面人物为主人公的局面。这限制了题材的开拓和主题的深化，影响了儿童小说创作的繁荣和发展。真实地反映少年儿童生活，反映少年儿童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就不能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在不良社会思潮影响下，有些少年儿童没有抱负，没有理想，眼光短浅，缺乏艰苦学习的自觉性；有的思想品质差，自私、不诚实、不懂礼貌，个别的甚至道德败坏，在社会上有很大的破坏性。这样的人物也可以作为主人公写进作品。只要所写的不是不可理解的病态的孩子，哪怕是一个失足的犯罪少年儿童，只要写出他们克服缺点逐步前进的过程，显示出社会具有矫治他们的缺点、医治他们的创伤的巨大力量，就是有意义的作品。不同时代带有一定悲剧性的少年儿童形象也是不同的。这就要求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而且艺术表现上也应该有新的创造。刘厚明的《绿色钱包》刻画了一个失足少年韩小元的形象。与写相同题材的《表》和《小黑马的故事》相比，这篇小说充满了新的时代气氛，表现了作者对失足少年儿童的抚爱之情。少年儿童读者通过小说生动曲折的情节和韩小元这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会领悟到人不能像耗子那样生活，人要有人的尊严感和荣辱感，寄生的不劳而获的生活是丑的，劳动、诚实是美好的。
儿童小说主要刻画和塑造少年儿童形象，但并不排斥成人形象。因为少年儿童不是孤立于成人之外而生活的，他们的成长离不开社会和成人的影响和熏陶，成人的言谈举止时时微妙地影响着他们。儿童小说要注意对成人形象的精心刻画。如果只把成人形象作为少年儿童形象的衬托，就会缺乏个性特点，更不会成为有血有肉的人物。优秀的儿童小说在努力塑造少年儿童形象的同时，都注意对成人形象的刻画。如《小兵张嘎》（徐光耀）中的机智勇敢的侦察员罗金宝叔叔，《山羊不吃天堂草》（曹文轩）中的严厉、凶恶而又善良、孤独的木匠师傅三和尚，《题王许威武》（张之路）中的古怪严厉、但却极有影响力的老教师许威武，《我想柳老师》（班马）中学生知识上的良师、生活里的益友、游戏时的伙伴的青年教师柳夏来……这些饱满而个性鲜明的成人形象，同样会给小读者留下极深的印象。儿童小说塑造成人形象的关键是作家是否从“儿童视角”来写。即，儿童小说中的成人形象既要有成人所独具的魅力，又要有能为孩子们所理解和接受的“儿童特点”。
儿童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应鲜明、有发展，要努力写出不同环境中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要把人物置于生活的激浪和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语言和心理活动等表现性格。儿童小说创作，在刻画儿童人物形象性格方面，应当追求性格的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只有打破性格单一化，追求性格的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塑造出的人物形象才会有血有肉、不脸谱化。如陈丹燕的《上锁的抽屉》描绘了一个少女的私生活：她意识到自己生理上的成熟，感到羞涩、不安；她需要保守自己的秘密，便在抽屉上配了一把锁，以抵制“大包大揽”式教育的父母。其行动描写细腻、真切，显示出青春萌动期少女的心理变化，反映出自卫反抗的情绪。在儿童小说中，冗长的、沉闷的心理描写是不适宜的，但是简洁的、生动的和反映事物本质的心理描写却是不应加以排斥的。如契诃夫的《凡卡》情节很简单：凡卡不堪忍受鞋店老板虐待，写信给老爷爷，希望他能把自己从苦海中解救出来。小说中有很多对凡卡心理活动的描写。正是对这些心理活动丝丝入扣的描写赢得了小读者对凡卡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
儿童小说出场的人物不能太多。中长篇的容量较大，人物虽然可以比短篇多些，但人物相互间关系也不宜太错综复杂。但也不能低估小读者水平，写得平铺直叙、淡然无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