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歌觅军侯

❶ 长征故事一个苹果的故事

一、一渡赤水

鉴于敌人兵力正不断增加,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召开紧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果断改变由赤水北上渡长江的计划,决定立即撤出,西渡赤水河,再相机北渡长江。

周恩来亲自带领人员选定架桥地点,发动群众征集架桥物资和船只。经过一夜的努力,终于在土城上下游各架起一座轻便浮桥。与此同时,陈云指挥把大部分笨重物资和山炮等沉入赤水河。

赤水河是黔北的三大水系之一,河道曲折,土城一段河面宽约200米。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成功地西渡赤水河。

二、智取遵义

红六团担任攻占遵义的任务。第营为前卫,由营长曾保堂率领,1935年1月3日下午突破乌江后,立即向遵义挺进。5日,红六团跨过羊岩河进到团溪,当夜,总参谋长刘伯承率军委干部团也赶到团溪,立即部署攻占遵义的计划。

6日清晨,刘伯承亲率红六团从团溪出发,冒雨向深溪水前进。大雨给部队行军增加了困难,但也麻痹了敌军,他们没有料到红军会在大雨之夜突然打来。许多敌兵被枪声惊醒,来不及穿衣服就当了俘虏。红六团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

后续部队及时赶到,刘伯承命令营长曾保堂立即集合部队,夺取遵义城。红六团审讯俘虏,摸清了遵义守敌及城防工事的情况。政委王集成同团长朱水秋当即决定,部队化装成敌人,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

很快,第一营第三连和侦察排及全团20多个司号员,身着敌军的服装,让俘虏走在前面带路,乘着夜色,顺利地到达了遵义城下。他们向城楼上的守军喊话,磨蹭了20多分钟,守城敌人才认为是“自己人”。城门一开红军立即蜂拥而入,20多个司号员齐吹起了冲锋号,后续部队迅速攻进城。

红军在城内没费多大劲就抓了几百名俘虏,其余守敌纷纷出北门逃向桐梓。7日凌晨,红军完全占领遵义。总政治部下发了十二条口号和八项注意,要求各部队广泛宣传、严格执行。

三、勇夺娄山关

1月8日,朱德致电各军团、军委纵队,命令红二师先头团“明日应向娄山关侦察前进,驱逐和消灭该地敌人,并相机占领桐梓”。

娄山关位于遵义、桐梓之间,距遵义60余公里,距桐梓20余公里,是两地的要冲,遵义的北大门。娄山关四周山峰环立,川黔公路由南向北盘旋至关口,从两座山峰之间通过,形成一道狭窄的通道。这里的地形十分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

当时娄山关守敌为黔军侯之担部3个团,王家烈命令他们死守险关,不得后退一步。中央红军如果不及时控制娄山关,下步行动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根据军委指示,刘伯承、聂荣臻与红二师首长研究决定,命令红四团为先头部队,向娄山关挺进。

9日拂晓,红四团在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由板桥镇出发,向娄山关急速前进,8时许逼近关下。以第一营担任正面主攻,第二营为第二梯队,团参谋长李英华带一个步兵连及团侦察排,隐蔽地向右侧山峰运动,攀登右面高山觅小路向敌后迂回。

两小时后,红军总攻开始。守敌发现红军向关后迂回,怕后路被截断,抵抗一阵后向桐梓方向撤退。红四团见敌要跑,迅速攻上娄山关,占领关口。乘敌溃退之势,一鼓作气追了15公里,直抵桐梓,击溃守敌,俘敌数百名,当天上午就攻占了桐梓城。

四、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蒋介石急令第2路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省西昌进击;令川军第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今汉源)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

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流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

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1师第1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渡口有川军第24军第5旅第7团1个营筑堡防守。

当晚，红1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2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1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

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从第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

突击队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

随后，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五、红军鞋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外，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心里涌起无限的感念。

一首在江西中央苏区流行的山歌，又在我的耳边萦绕着：送得哥哥前线去，做双鞋子赠送你，鞋上绣了七个字，红军哥哥万万岁。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起了我们离开中央苏区时的情形。

一个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一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的字句。

他说：“孩子，这鞋一穿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伴侣。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我第一次从腰里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苏区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

不久伤口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了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打遵义，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

仔细一看，原来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同志们见了，都说这真是“救命鞋”。可是我也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一个大窟窿。以后，我更加倍地爱惜它。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越向上爬越陡，一会儿竟下起鸡蛋大的冰雹。狂风夹着冰雹，吹在身上，真像刀割的一样。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45斤的迫击炮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几次跌倒。

每当我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像苏区的老乡们在背后推着我前进。终于爬过了雪山，我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它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我赶忙把它脱了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