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节攀升谚语
有关坚持的哲理故事
来北京闯荡的女孩
一个女孩，高中毕业后，只身一人来到北京闯荡。18岁的她，没有像样的文凭，自然在北京也就找不到什么好的工作。好不容易托老乡找到了一家小店，在那里做打字员，一个月400元，包吃、住的地方离得不算太远，骑自行车40分钟的样子，是和几个老乡一起住在一间地下室，一张床铺一晚8元。
除了打字外，她几乎没什么别的事做。她从家里带来的书还是高中念的英语书。没事就拿出来翻。书的边上都起卷了。她闭着眼睛从书的最后都能背到最前一页。就这样，她攒了一年的钱，终于够上个英文班。同屋的老乡笑话她，“你这么学根本是没有用的。有多少人是科班出身？公司里的人又不是傻子，放着科班出身的毕业生不要，要你？”她什么也不说，只是笑笑。
她一边打工，一边上学。六年中，工作换了很多个，待遇越来越高了，开始400元，接着是600元，不久800元，跟着1200元，然后升到1500元，她的英文也由一级提高到二级、继而三级，最后是四级和六级的证书也拿到了手，并且已经能和老外交流了。最近，她又换了工作，在一家外企，月薪6000元。她搬出了从前住的那个地方，与另一个女孩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不久，她认识了一个和她公司有着业务来往的部门主管，小伙子也是外地人，毕业后独自留在北京打工。
后来，他们结婚了，并买了自己的房子。
她那天上街碰到了曾经和她一起住在地下室的老乡———老乡还是住在那里，老乡说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是自己周围床铺的人一年年都不同了。
（摘自《医药保健》8月号作者徐玮）
狼不是孩子的榜样
老方在6月29日《长沙晚报》撰文说，近日，报载深圳市一小学在校园内设立狼群雕塑，“本意”是要将东方传统的“羊”教育模式引导到西方“狼”道上来。
建这个雕塑，校方似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想用“个性张扬、敢于挑战、不断超越”的“狼”性取代孩子们身上“温文尔雅、逆来顺受、安于现状”的“羊”性，希望孩子们“学会合作，能成为有思维、有智慧、能解决问题、体格强壮的人。”
那张牙舞爪、争先恐后嚎叫着扑向猎物的狼群雕塑，容易令人产生生理厌恶。笔者实难找出其“个性张扬、敢于挑战、不断超越”的优点来。
在校园中，将狼这一非善动物突显出来，对世界观、价值观尚未成熟，且并没有多少判断力、审辨力的孩子们来说，是一种伦理的道德的灾难：狼外婆的故事只怕要重新改写了。
老虎与老鼠的故事
老鼠和老虎恰恰是动物界的两个极端，一个是最弱小的，一个是最强大的。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最强大的老虎种族一蹶不振，濒临灭绝，而最弱小的老鼠种族却日益昌盛，人丁兴旺。很多年前，国家为保护老虎，制定法律，把它们列为一级保护动物，可是它们却总也不见多起来。而老鼠在50年代就被列为“四害”之一，是全民共诛之全党共讨之的祸害，几十年过去，它们不仅没有给消灭，近年来却愈加猖獗。法律在这里体现了它的局限性。最最让法律尴尬的是在中国牡丹江市横道河子猫科动物研究所，那里的72只老虎因为国家颁布了虎骨不准入药的法令之后，一下子面临全部饿死的困境。原来这个研究所是养老虎杀了入药的，由银行投资，赚取利润，所以繁殖得很快。虎骨不准入药了，银行不能继续投资，这些家伙一年要吃几百万元的肉，谁来养活它们？它们眼巴巴地要饿死了，恰恰因为这个为了保护它们的法令。后来的哈尔滨的东北虎林园，就是要养活它们才建立的，据说也很难维持生计。
反观在老鼠那里，却是另一种景象，如果你到乡下去看一看，老鼠们大有席卷全球之势。它们杀之不尽，愈杀愈多。各种化学毒鼠药，上过几次当之后立刻就传遍鼠的世界，不再有老鼠去吃，使人多年的研究成果几天之内完全失效。又发明了“电猫”、“电蛇”，还有什么“电子灭鼠器”，连高科技都用上了，还是不行。农民叫苦连天，成片的庄稼给老鼠吃得颗粒无收，他们束手无策。在我种庄稼的时候，老鼠是从来不会爬到玉米秸上去吃玉米的，只有等人把玉米割倒后才能为害，现在不同了，它们有了上玉米秸的本领，不等人动手，它们就开始抢先收获了。老鼠几十年之间的进化，让人类感到不寒而栗。
（摘自《今晚报》作者孙少山）
冷漠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实验：美国心理学家为从动物实验中获得有关爱的人类行为线索，为幼猴设计了五种人造母猴，观察“母亲”的拒绝会在幼猴的身上引起怎样的反应：第一种偶尔用压缩空气吹幼猴；第二种会猛烈晃动，致使幼猴无法爬到母亲身上；第三种装有弹簧，能将幼猴弹开；而第四种“母亲”的身上居然布满了铁钉。但这四种“母亲”都未能将幼猴从它的“母亲”身边赶开，惟独第五种体内灌有冰水的母猴使幼猴躲在墙角，并永久地拒绝了母亲。
很多人认为是自己的优秀拉开了同他人的距离，其实冷漠才是造成自己孤独的原因。
（摘自《今日文摘》第7期作者魏克）
理智应对
一位挪威青年男子飘洋过海来到法国，他要报考著名的巴黎音乐学院。考试的时候，尽管他竭力将自己的水平发挥到最佳状态，但主考官还是没能看中他。身无分文的青年男子来到学院外不远处的一条繁华的街上，勒紧裤带在一棵榕树下拉起了手中的琴。他拉了一曲又一曲，吸引了无数的人驻足聆听。饥饿的青年男子最终捧起自己的琴盒，围观的人们纷纷掏钱放入琴盒。
一个无赖鄙夷地将钱扔在青年男子的脚下。青年男子看了看无赖，最终弯下腰拾起地上的钱递给无赖，说：“先生，您的钱掉在了地上。”无赖接过钱，重新扔在青年男子的脚下，再次傲慢地说：“这钱已经是你的了，你必须收下。”青年男子再次看了看无赖，深深地对他鞠了个躬，说：“先生，谢谢您的资助！刚才您掉了钱，我弯腰为您捡起。现在我的钱掉在了地上，麻烦您也为我捡起！”无赖被青年男子出乎意料的举动震撼了，最终捡起了地上的钱放入青年男子的琴盒，然后灰溜溜地走了。围观者中有双眼睛一直默默关注着青年男子，是刚才的主考官。他将青年男子带回学院，最终录取了他。这位青年男子叫比尔·撒丁，后来成为挪威小有名气的音乐家，他的代表作是《挺起你的胸膛》。
当我们陷入生活最低谷的时候，往往会招致许多无端的蔑视；当我们处在为生活苦苦挣扎的关头，往往又会遭遇肆意践踏你尊严的人。针锋相对的反抗是我们的本能，但往往会让那些缺知少德者更加暴虐。我们不如理智地去应对，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展示并维护我们的尊严。那时你会发现，任何邪恶在正义面前都无法站稳脚跟。
（摘自9月17日《扬子晚报》作者王志明）
历史题该怎样考
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美国世界史的一道题目：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当初如果没有死，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试从经济、政治、社会三方面分析。
有个学生大意是这样回答的，这位蒙古领导人如果当初没有死，那个可怕的黑死病就不会被带到欧洲去。如果没有黑死病，神父跟修女就不会死亡。神父跟修女如果没有死亡，就不会怀疑上帝的存在。如果没有怀疑上帝的存在，就不会有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如果没有文艺复兴，西班牙、南欧就不会强大，西班牙无敌舰队就不可能建立。如果西班牙不够强大，意大利不够强大，翁哥龙沙克斯，会提早200年强大，日耳曼会控制中欧，日耳曼跟奥匈帝国就不可能存在。教师一看，说：棒，分析得好。其实这种题目老师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相形之下，我们的历史教育就很有问题。翻开我们的教科书，题目是这样出的：甲午战争是公元哪一年爆发？签订的叫什么条约？割让多少土地？赔偿多少银两？每个学生都努力作答案。人家培养的是能力，而我们灌输的是知识。
（摘自《散文百家》第8期（下）作者张寿卿）
怜悯与尊严
有一次，我去火车站送朋友。我们叫了辆的士，把重重的几个箱子放在车后面。下车的时候，一个拄着拐杖的中年人帮我们开了车门。接着，他又向我们伸出一个肮脏的小盆子来。盆子上堆满了一毛两毛的硬币和纸币。
我问朋友，有没有零花钱。朋友摇摇头。我只好把准备用来买站台票的两元钱都给了那个中年人。中年人大吃一惊，手不停地抖动着小盆子，他激动得仿佛第一次收到这么多的钱。
我们没在意，径直往后车厢去拿箱子。朋友费很大力气拿出一只。刚要拿起另一只时，一只粗壮而黝黑的大手伸了进来。“我来！”他一把拿起那只箱子，坚持要帮我们把箱子提到车站门口。“不用了，谢谢。你也不方便啊！”我和朋友都不忍心。“不行，一定要送！”他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提着大箱子，一瘸一拐地往车站方向走去。
怜悯与尊严使爱心得到了升华。
（摘自9月20日《三湘都市报》作者国梁）
两支火把
两支火把，奉火神之命到世界各地去考察。两支火把中有一支没有点燃，另一支是点燃的，发出很亮的光芒。过了不久，两支火把都回来了，而且都向火神提交了它们的考察报告。
第一支火把说，整个世界都陷在浓郁的黑暗中，他觉得眼前的世界情况很坏，甚至已坏到了极点。
第二支火把的报告却恰恰相反，他说他无论到哪里，总可以找到一点光明，所以，他认为这个世界是十分有希望的。
听了这两个不同的报告，那个派他们出去考察的火神就对第一支火把说：“也许该好好地问一问自己，有多少黑暗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说到底是我们自己的形象定位。当我们像那支没点燃的火把，吝啬自己的光明时，我们自然会觉得眼前的世界陷在浓郁的黑暗里，自然看不到希望所在；当我们像那支点亮的火把，燃烧着我们自己时，我们眼前自然有不灭的光明，希望就在那光明里升腾。“也许该好好地问一问自己，有多少黑暗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是的，我们始终应该牢记，这个世界是光明还是黑暗，有我们自己的一份责任。
（摘自《小品文大观》第6期作者张峰）
两只老虎
有两只老虎，一只在笼子里，一只在野地里。在笼子里的老虎三餐无忧，在外面的老虎自由自在。
笼子里的老虎总是羡慕外面老虎的自由，外面的老虎却羡慕笼子里的老虎安逸。一日，一只老虎对另一只老虎说：“咱们换一换。”另一只老虎同意了。
于是笼子里的老虎走进了大自然，野地里的老虎走进了笼子。但不久，两只老虎都死了。一只是饥饿而死，一只是忧郁而死。
许多时候，人们往往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而觉得别人的幸福很耀眼，却想不到别人的幸福也许对自己不合适。
（摘自7月19日《新安晚报》作者孔德保）
令人思索的“马桶效应”
为什么好强、倔犟的塞尔维亚人在美国炸弹面前低下了头？有这样一个说法。
美国空军轰炸的目标起初集中于军事目标和与之有关的交通枢纽，后来则转而摧毁诸如水厂电厂之类的民用设施。城市供水供电系统的瘫痪，直接影响了居民家庭卫生用水。那些过惯了现代文明生活的广大都市居民，在没有充分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离开了习以为常的抽水马桶，一连多日在户外或以其他“非常手段”来解决“日常问题”，事态就立刻变得严重起来，久而久之，人们便开始对时局失去耐心，以致大众逐步达成了一种共识：恐怕国家政策或高层政府官员该有些变换了。
随之而来的，便是传媒展现在世人面前的那一幅幅画面：人心浮动，签署城下之盟，大选后政府更迭，前任国家元首变成国际法院的“阶下囚”，但民众生活趋于正常。
把生活方式，或把已经无形中成为日常生活之组成部分的习惯链条突然打断，并将它与民众的心态以及政府政策纳入一个逻辑框架中加以说明，还是很有些意义的。
（原载《经济学家茶座》第21期作者张宇燕转摘自8月23日《学习时报》）
卢沟桥上“瞎话”多
梁亚明在7月2日《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说，6月25日某电视台播出了一男一女两个少年在卢沟桥上游历的节目，编导的本意大概是想通过孩子的对话，向广大观众介绍一下卢沟桥。创意不错，但节目却出现了严重的错误，让人看后十分气愤。
其一，一个瘦老头儿，手里转动着两个用于健身的核桃，用山东口音对两个孩子说：“那个七七事变哪，一共打了七七四十九天……”
其二，两个孩子中的小丫头，竟对瘦老头儿说“老爷爷，当年咱八路军在卢沟桥上怎么打日本的呀？”
其三，在后期制作时，编辑居然将时任29军军长的宋哲元将军，变成了“孙××”。
真实的历史是：1937年7月7日，日军驻丰台一部，与我驻卢沟桥的29军110旅219团三营发生冲突。战斗于凌晨打响，拉开了我国军民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的序幕。至28日，日军用飞机轰炸了29军设在南苑的军部，随后又突破了我军阵地，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均在阵地上阵亡。
路要拾遗
在丹麦哥本哈根的一个上午，我独自前往国立博物馆参观。忽然听到身后传来匆匆的脚步声，并伴随着一声声的叫喊。这时路人都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我，我感到很纳闷。转过身去，一位青年男子朝我奔来。“先生，你丢了饮料罐！”我一愣，向他耸肩摊手道：“我没有丢啊。”可那青年却固执不让，“我亲眼看见一只饮料罐从你脚边滚出来的。”见他煞有介事地指责，我更是莫名其妙，也无心同他辩个清白。立刻弯腰俯首拾起这只不知从何方滚到我脚边的空饮料罐，将它扔进了路边的废物箱里。息事宁人后，那男青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我十分委屈地向他解释：“先生，这只饮料罐真的不是我丢的。”可他却说：“我知道不是你丢的，但是看见地上有垃圾，就应该马上拾起来，把它丢进废物箱，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我无言以对。
在接下来的几天走马观花中，我时常看见有市民自觉地俯拾路旁的废弃物或纸屑等，然后扔到废物箱里。我想，也许正是哥本哈根市民自觉形成的路要拾遗的良好习惯，才使得这里的条条街道都非常洁净。
（摘自8月27日《人民日报》作者闻已）
旅鼠的自杀之旅
旅是北极草原的老大，它们的生育速度实在太快，一胎最多可以生20只，20天就可以成熟。一对鼠男女如果从春天开始致力于生育大计，到秋天就会制造出几十万个后代。每隔三到四年，旅鼠的数量就会大到把草原上可食之物全部吃光的程度，这时，它们得考虑子孙后代的事了，如何消除过剩的数量呢？死亡！主动的死亡是最好方式。
这时，旅鼠摇身一变，颜色从原来的灰黑色忽然变成鲜艳的橘红色，暴露出自己的所在，引来天敌为自己举行腹葬。但是狐狸们，猫头鹰们怎么努力也吃不光所有的旅鼠。
于是旅鼠们集合起来，几十万只，几百万只地成群结队开始了一生中最悲壮的旅行。它们铺天盖地地向大海而去，前面的旅鼠逢水架桥：以肉体填平小河、池塘，后面的旅鼠踏过同类的尸体继续前进。大军所到之地，植物统统被吃得精光，草地变成荒原，它们的死亡队伍来到海边之后，几百万只旅鼠抱在一起，像座小山似的在水里翻滚……
旅鼠名字的由来，就是因为这种死亡之旅。美国的皮特克用营养恢复学说来解释旅鼠的自杀：当鼠类数量达到高峰时，植被因遭到过度啃食而被破坏，食物不足、隐蔽条件恶化，于是它们只好除了留下少数以繁衍后代之外，统统去死。等到植被恢复时，它们的数量再节节攀升。
（摘自6月16日《青年参考》作者梦亦非）
买卖柿子
美国有一个摄制组，到中国某地农村拍一部有关中国农民生活的纪录片。他们找到一位柿农，说要向他买1000个柿子，请他把这些柿子从树上摘下来，并演示一个贮存的过程，谈好的价钱是1000个柿子160元，折合20美元。
柿农很高兴。他找来一个帮手，一人爬到柿子树上，用绑有弯钩的长杆，看准长得好的柿子用劲一拧，柿子就掉了下来。下面的一个人就从草丛里把柿子找出来，捡到一个竹筐里。柿子不断地掉下来，滚得到处都是。下面的人则手脚飞快地把它们不断地捡到竹筐里，同时还不忘高声大嗓门地和树上的人拉家常。美国人觉得这很有意思，自然全都拍了下来。接着又拍了他们贮存柿子的过程。
美国人付了钱就准备离开，那位收了钱的柿农却一把拉住他们，说：“你们怎么不把买的柿子带走？”美国人说，他们买柿子的目的已经达到，柿子还请他自己留着。那
柿农很生气地说：“我的柿子很棒呢，你们没理由瞧不起它。”
翻译解释了半天，柿农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同意让他们走。他摇摇头感叹：“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傻瓜！”
那位柿农不知道，他的1000个柿子虽然原地没动就卖了20美元，但那几位美国人拍的纪录片，拿到美国去却可以卖更多更多的钱。
一个柿子通常只能卖一次，但如果将柿子制成“信息产品”，就可以卖千千万万次。
（张有军摘自8月13日《现代女报》作者徐迅雷）
卖糖哲学
一个小孩到商店里买糖，总喜欢找同一个售货员。因为别的售货员都是先抓一大把，拿去称，再把多了的糖一颗一颗拿走。但那个比较可爱的售货员，则每次都抓得不足重量，然后再一颗一颗往上加。
虽然最后拿到的糖在数量上并没有什么差别，但小孩就是喜欢后者。这一“卖糖哲学”告诉人们：生活中，同样的付出，仅仅因为方法不同，其效果是不一样的。
（摘自6月29日《市场报》）
每朵花都有盛开的理由
在电视上看“十佳教师”的事迹报告，有一位姓方的女教师，讲述了发生在她身上的真实故事。
方老师的丈夫在外地工作，他们有一个4岁的女儿；方老师教初三数学，同时担任一个班级的班主任工作。方老师每天早晨6点以前赶到学校，晚上10点以后才能回家。上幼儿园的孩子每天先随她到学校，等她安顿好工作后再送到幼儿园；晚上7点钟，她将孩子从幼儿园接回家，拔掉所有的电器插头，再将玩具堆放在女儿面前，然后反锁上家门到学校去辅导学生晚自习。
有一天，学校要进行模拟考试，一大早，女儿说自己“特别冷”，方老师没在意。晚上她把女儿接回家，女儿又说“特别困”，方老师便让女儿睡觉，自己急匆匆赶到学校去看学生晚自习。第二天，孩子说没力气起床，要求不上幼儿园了，在家里玩一天。她也就答应了。第三天，孩子说眼睛看不见东西，方老师便带女儿去医院检查。结果，医生说，孩子因为高烧，角膜已经软化穿孔，彻底失明了……方老师讲到这里不由得呜咽起来。但她平静了一下情绪，马上接着说：“那一届学生十分争气，有一半学生考上了省重点高中。虽说为了他们的成功我付出了高额代价，但我觉得值！他们的成功是我一生的安慰与自豪！”
我的心，在那一刻碎了！这个伟大的方老师，竟可笑地认为送走几个成绩优秀的学生就可以抵消她对一个无辜女孩所犯下的错！她把那个可怜的女童看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以为牺牲掉孩子正显示母亲无比高尚的情操！最可怕的是诸位评委，他们究竟想通过方老师这个让人椎心泣血的故事标榜什么？
我们的教育应该摒弃那些非人性的东西。不要总去夸耀一个老师身患重疾置生死于度外毫不吝惜地抛洒生命；不要总去夸耀一个校长因为考季来临工作紧张便不去为老父亲送葬；不要总去夸耀一个母亲为了不耽误孩子的学习，在自己的婆母临终前都不满足她看一眼孙子的愿望……
（摘自《东方女性》第5期作者张丽钧）
名气的价值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拟以3万美金的年俸，聘请曾任南部联军统帅的名将李将军为该公司董事长，但遭李将军拒绝，理由是他对人寿保险业务毫无心得。公司负责人当即告称：“阁下对人寿保险业务无心得无所谓，我们需要的是您的大名。”
“好的，可见我的名气很有价值，”李将军严肃地说，“正因为此，今天我不得不告诉你，我要把它用在与它价值相配的地方。”
后来，李将军欣然接受了一个小规模专科学校校长的职务，年薪只有1500美元。
30000＜1500，这在数学上是谬误，但在李将军那里却是名气的价值。于是我们便不难明白李将军为何在美国颇受尊敬，因为一个真正伟大睿智的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更知道如何找到价值的归属。
（摘自《文字客》第6期作者周红飞）
名与德
傅聪可谓名人，其父傅雷亦是名人，有一回我访问傅聪，得知他的父母在“文革”中愤然弃世之后，骨灰被一位从不相识的姑娘冒称“傅雷干女儿”领去保存。这位“干女儿”为此蒙尘十年，直至“文革”结束后才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傅聪从英国来到上海，欲重谢她，她却连傅聪都不见，说道：“何必说谢！何足道谢！”
我寻访她。经我再三恳求，她才愿说出保存傅雷夫妇骨灰的经过，但要求我在报道中绝不可提及她的名字。我只得从命，通篇以“她”相称，发表了长篇报道。迄今，她仍过着平平常常的生活。
她为善而不求名，如同唐朝骆宾王所言：“不汲
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她曾很深刻地对我说：“倘若我求名利，我就不会在那样的年月冒着生命危险去保存两个‘反革命’的骨灰!”
傅雷译著等身，傅聪琴声盖世，论知名度她无法与傅氏父子相比。但是她那善良正直的品格，并不亚于傅氏父子———“名”与“德’并不完全成正比。
（摘自9月15日《北京娱乐信报》作者叶永烈）
蘑菇与人才
蘑菇长在阴暗的角落，得不到阳光，也没有肥料，自生自灭，只有长到足够高的时候才会开始被人关注，此时它自己已经能够接受阳光了。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蘑菇效应”。
蘑菇效应很形象地诠释了多数人的工作经历：一个刚参加工作的人总是先做一些不起眼的事情，而且没有能够受到重视。当他默默无闻地工作一段时间后，如果工作出色就逐渐被人关注并得到重用；如果工作不出色就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人遗忘。从某种观念上讲，这种“蘑菇经历”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因为它是人才蜕壳羽化前的一种磨练，它可以消除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使人更加接近现实，能够更加理性地思考和处理问题，对人的意志和耐力的培养具有促进作用。
（摘自7月8日《经济视点报》作者章立早）
你属于哪种人
我们常常能够听到以下熟悉的话语：“现在是午餐时间，你3点以后再打来吧。”“那不是我的工作。”“我太忙了。”“那是汉曼的工作。”“我不知道该如何帮你。”“这件事我们现在办不了。”
有一次，我到一家百货商店去购买一件东西。我走到一个自己要找的柜台，可是店员却把我带到了别的地方。你知道吗？在我找到那件东西之前，我被带到了商店的四个柜台。如果某人能在某处贴出一张杜鲁门总统的座右铭：“责任到此，不能再推！”该多么振奋人心啊！
有两种人永远无法超越别人：一种人是只做别人交代的事，另一种人是做不好别人交代的事。哪一种情况更令人丧气？实在很难说。总之，他们会成为第一个被裁掉的人，或是在同一个单调卑微的工作岗位上耗费终身的精力。
用上面所说的任何一种方式做事，你或许可以躲过一时，却永无成功之日。
你属于上面哪一种人呢？
（摘自6月28日《深圳商报》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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