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典故

Ⅰ 李渊攻取长安之战有哪些典故

李渊在公元617年的攻取长安之战，是隋朝末年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一场争权夺利战争，也是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抢夺隋末农民战争胜利果实，实现改朝换代的信号。

隋朝末年，由于繁重的徭役和无休止的兵役，民不聊生，纷纷起而反抗，农民起义的烽火遍布全国。在反隋斗争中，各地起义军逐渐汇集成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和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三大反隋主力转战中原、河北和江淮地区，极大地动摇了隋王朝的统治基础，造成了隋王朝总体崩溃形势。在这种形势下，统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策划起兵的新动向，分崩离析，各自寻求出路。公元613年(隋炀帝大业九年)，右仆射杨素之子礼部侍郎杨玄感公开起兵反隋，揭开了统治集团公开分裂的序幕。

公元615年(隋大业十一年)，隋炀帝任命唐国公李渊为河东宣慰大使，留守太原，赴山西镇压农民起义。李渊升任太原留守以后，一些关东世族子弟为逃避征辽东兵役，纷纷投靠李渊，河东地方官吏中一些人看到隋朝大势已去，也和隋朝统治者同床异梦，这些人不断劝说李渊起兵，建立新的王朝。李渊次子李世民是太原起兵的主要策划者，晋阳县令刘文静向李世民分析当时的形势说：“现在炀帝远在江淮，李密围攻洛阳，各地起义军不下数万，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有人起来倡呼，取天下易如反掌。太原有许多豪杰，可以集兵10万，加你所带的数万军队，乘虚进入关中，号令天下，就可以成就帝业。”于是，李世民就秘密地开始了起兵的准备。李渊与突厥作战失败，隋炀帝准备把他召到江都(今江苏扬州市)治罪，李世民乘机劝说李渊起兵：“现在隋炀帝荒淫无道，百姓困穷，太原城外已是四战之地，如果你只知道效忠隋朝，那么既有不能平定农民起义之忧，又有被隋炀帝治罪之惧，恐怕要祸及自身了。不如顺民心，兴义兵，就能够转祸为福。”裴寂、许世绪、武士磺等纷纷劝李渊起兵。在这些人的劝说下，李渊终于下定了起兵反隋的决心。

公元617年(隋大业十三年)夏，李渊命刘文静假造隋炀帝诏书，伪称要征发太原、西河(今山西汾阳县)、雁门(今山西代县北)等地20至50岁男子，集合到涿郡(今河北涿州市)，东征高丽，搞得人心慌恐，更加剧了反抗隋朝的情绪。接着，李渊派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到各地募兵，招集到1万余人。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看到李渊招兵买马，准备告发，杀害李渊。李渊、李世民先发制人，伪称王威、高君雄引突厥兵入寇，在晋阳宫杀死这二人，史称“晋阳宫事变”。李渊集团公开起兵后，北联突厥贵族势力，依靠关陇、河东地主集团的力量，宣称尊炀帝为太上皇，拥立镇守长安的代王杨侑为帝，传檄郡县，起兵晋阳。西河郡隋将得知李渊起兵的消息，婴城拒守。李渊派李建成、李世民率兵攻打西河，并派太原令温大雅参谋军事。西河郡兵微将寡，郡丞高德儒闭门守城。李世民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军队秋毫无犯，士民非常高兴。李建成仅仅用了9天时间便攻下西河，杀死高德儒。李渊命令开仓赈饥，招募士兵，把军队分为三军，李渊为大将军，李建成封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领左三军，李世民封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领右三军，将军府、都督府各置官属，成为强有力的军事机构，力量更加壮大。

李渊在太原起兵后，命其子李元吉率军留守太原，他自己亲率军3万，在西突厥的协助下，向长安进发。长安代王杨侑派虎牙郎将宋老生、骁卫大将军屈突通抵御李渊。李渊南下逼近霍邑(今山西霍县)，正赶上连雨，军队缺乏粮食，李渊、裴寂准备返回太原，李世民哭谏，他说：“现在正是收获季节，田里到处都是菽谷，何必担心粮食不够？如果遇到抵抗就班师撤兵，恐怕将士解体，大势已去。”李建成支持李世民的主张，也反对退兵太原，李渊才同意与隋军在霍邑交战。战斗开始之前，李渊、李建成在城东列阵，李世民在城南列阵，太原兵初战不利，李世民从城南率骑兵直冲隋将宋老生阵，背后夹击隋军。李渊与李世民合击，隋军腹背受敌，顿遭惨败，宋老生被杀，霍邑被攻克。随后李渊相继攻克临汾郡和绛郡(今山西临汾市和新绛县)，进逼龙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关中势力最大的一支武装孙华和冯翊(今陕西大荔县)太守萧造投降李渊。

公元617年秋，李渊率兵围攻河东(今山西永济县)，隋将屈突通固守，久攻不克。裴寂认为应不惜任何代价攻下河东，然后再进入关中。李世民则认为，兵贵神速，应该直捣关中。这两种意见都有道理，如果不消灭屈突通而直接入关，那么前面有长安隋军，后面有屈突通援兵，李渊会腹背受敌；如果老师疲兵围攻河东，关中隋军就有充分时间组织有效抵抗，会失去战机。李渊权衡两种意见，各取其长，分兵两路，留诸将围攻河东，牵制屈突通，自己率领李建成、李世民大军攻取长安。李渊率军迅速渡过黄河，派李建成扼守潼关，以阻挡关东隋军，李世民自渭北进入三辅，关中各支武装纷纷投降李渊，迅速稳定了关中局势。是年冬，李渊汇合李建成、李世民、刘弘基之兵20余万攻打长安。他下令军中，不许侵犯隋朝七庙和代王宗室，违令者夷其三族。遂命诸军攻城，军头雷永吉率先登上城头，京城长安被攻克。李渊在长安迎立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自任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加封唐王，与民约法12条，废除隋朝苛政，迅速得到了关中地主阶级的支持和拥护。公元618年夏，李渊废掉杨侑，自立为帝，建立唐朝。从历史发展总的趋势来看，李渊攻取长安之战，是有进步意义的。

Ⅱ 与汉字有关的典故，轶事

罗马皇帝派了一位大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按礼仪向孔夫子下跪，请求赐予文字。此时孔夫子正在吃饭，口无二用，无法答复，于是用筷子夹了几茎豆芽菜放在大使的帽子里。大使带回罗马，就成为今天流行全世界的罗马字母。

另外传说，西方《圣经》里诺亚方舟的故事，在汉字里早有反映，说汉字的“船”字，左边的“舟”就是诺亚方舟，而右边的“八”与“口”，正是诺亚的一家八口。

《韩非子》中有一则不错的教子故事：曾子的妻子要去市场，儿子哭着要跟去。其妻说：“不要跟去，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妻子一回来，曾子就捕猪要杀。其妻说：“不要杀猪，我是哄骗孩子的。”曾子严肃地说：“不能对孩子说谎，孩子不懂事，会跟大人学。你骗他，是教他骗。这样教育是不行的。”曾子就真的把猪杀了，烹给孩子吃。《吕氏春秋》中有一个三豕涉河的事故。“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巳亥也。’。”原来是已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在传抄时写错了。这就成了因字形近似抄写出现谬误的典故。这两则故事提到猪，并未说猪好坏，只是颇有趣味，故不妨一提。还有因与猪某些方面相似的，也会带上一个猪字。如入药的真菌植物，有利水渗湿功效的猪苓，因其皮黑作块似猪粪。又，长江中的扬子鳄，因鼻嘴特长，故俗称猪婆龙。

Ⅲ 襄樊之战有哪些典故

南宋末年,权臣贾似道独擅朝纲,对蒙古推行妥协投降政策。蒙古军围攻鄂州的时候,他瞒着朝廷私下与忽必烈签订了和约,以换取蒙古军北撤;而且隐瞒真相,谎报战功,靠着欺骗过日子。贾似道毕竟做贼心虚,惟恐阴谋败露,因此极力打击作战有功将领,以致将士离心,武备松弛,国力日益衰弱。

忽必烈回到北方后,打败了和他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拖雷幼子),登基称汗,把都城迁至燕京(今北京)。这时他想起了与南宋订立的和议,遂派信使郝经到临安,敦促南宋履行和约条款。贾似道为了不使私订和约的事情败露,就把郝经扣留,长期软禁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这给了蒙古以再次大规模南侵的口实。

此后,忽必烈平定山东李坛叛乱,稳定了在中国北方的统治。接着又着手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并扩充军队,制造兵器,增修战船,积极为攻取南宋创造条件。

这时,南宋潼川安抚副使刘整因受上司整治,向朝廷申诉无门,愤然以泸州十五郡降附蒙古。刘整的叛降,使忽必烈完全了解了南宋的国情虚实,因此下定消灭南宋的决心。

忽必烈总结以往攻宋的战略得失,认识到要打开攻宋战争的新战局,必须选准用兵突破口,从战略上改变过去的做法。为此,忽必烈多次召开军事会议,让众将领充分发表意见,献计献策。刘整向忽必烈提出:“攻宋方略,宜先从襄阳入手,攻蜀不如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得。如果攻下襄阳,浮汉入江,则南宋可平。”忽必烈采纳了刘整的建议,制定出以主力进攻襄樊,扼制长江中游,实施中间突破,然后顺江东下、直取临安的战略方针。

忽必烈选择襄樊这块战略要地作为进攻南宋的突破口,正击中了南宋的要害。襄樊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西邻关陕,东达江淮,南通荆湖、巴蜀,北距三都,为鄂、豫、陕交通要冲。樊城居汉水北,襄阳在汉水南,两城隔水相对,互为犄角,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是扼守长江的屏障。忽必烈出兵前,按刘整的建议,用玉带贿赂依附贾似道的鄂州帅吕文德,以置榷场互市为名,秘密在樊城外的鹿门山修筑堡垒,建立了进图襄樊的第一个据点。

蒙古至元四年(宋咸淳三年,1267年)冬,忽必烈以南宋扣留郝经为借口,命阿术为主帅,刘整为副帅,备师进攻襄樊,同时出兵川蜀、淮西,配合中路进攻。南宋派吕文德的弟弟吕文焕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以重兵防守,两军在襄阳城下对峙。忽必烈向阿术下达围城阻援、先困后攻的作战指导方针。

阿术军在忽必烈的授意下,开始在襄阳外围构筑长围,用垒寨连接起来,以阻止城内宋军出击;又派重兵于鹿门山和襄阳西边的万山,以断宋军粮道;接着在万山、白河口(襄阳南)汉水中立栅,切断宋军沿汉水增援的道路,又在德安(今湖北安陆)、京山(今湖北京山东)等地集结兵力,牵制和分散宋军增援部队,保障对襄阳的长期围困。

蒙古军虽把襄阳围得如铁桶一般,阿术仍然清醒地看到,宋军在战略上处于劣势,但在战术上却具有一定的优势,尤其长于扼守险隘要津和水战,而蒙军的弱点也恰恰在于水军力量不足。于是,他建议忽必烈增强围城水军的力量。忽必烈吸取蒙哥汗兵败钓鱼城的教训,采纳了阿术的建议,增调战船五千艘,水兵七万人,投入襄樊战场。蒙古军所筑垒寨得水军之助,如虎添翼,使襄阳守军陷入了孤城困守的境地。以后的战斗过程表明,蒙古军增强水军力量并投入战斗,是一个关系战役全局的战略性变化。

蒙古至元六年(1269)三月,蒙古军又包围樊城,宋京湖都统制张世杰率兵救援,结果在赤滩浦被阿术军打败。七月,宋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乘汉水暴涨之几率舟师援襄,在虎尾洲遭到蒙古水军重创。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以舟师支援,在灌子滩又为阅术军所败。宋军几次入援失败,使得襄、樊两城的守军处境更加困难。蒙古派刘整在襄樊前线就地建造战舰,操练水军;又用张弘范议,加强襄樊外围城栅,襄樊与外地的水陆交通全部断绝。襄阳守将吕文焕只能以小渔船渡汉水窥伺军情。他的哥哥吕文德没想到自己当初因贪小利,给朝廷和自己的亲属带来这么大的灾祸,悔恨不已,背发毒疽而死。

吕文德死后,南宋另派在两淮抗击蒙古军有功的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继续督师进援襄樊。但贾似道怕李庭芝打了胜仗,再立战功于己不利,命自己的女婿、亲信范文虎从中进行牵制,不听李庭芝的约束。范文虎以贾似道为靠山,相互勾结,整日在营中与妓妾嬉戏饮乐,根本不以襄阳告急为意。他推托未得朝廷命令,拒不出兵。

吕文焕得不到救援,只好率襄阳守军万余人出击突围,进攻襄阳西面的万山堡,结果被蒙古军击败,被迫又退入城中。在看不到南宋援兵的艰苦情况下,襄、樊两城军民利用江面上的一座浮桥相互支援,共同坚守。他们拆房屋作柴烧,缝钞币当衣裳,丝毫没有动摇守城的决心。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称帝,改国号为“大元”。在南宋朝野的一片呼吁下,范文虎不得已总统殿前司两淮诸军援襄。阿术率万户阿剌罕等与范文虎军在湍滩交战,大败宋军。六月,范文虎又率舟师十万、战舰一千余艘,进至鹿门。这时汉水暴涨,阿术率诸将迎击,分水军为四翼,先以轻舟投入战斗,再以大船进击,追宋军到水浅处,俘获南宋战舰百余艘,宋军再次大败,范文虎乘着夜色逃走。

范文虎两次援襄失败后,李庭芝不得已决定组织一支敢死队,进行一次冒死冲击元军防线、入援襄樊的尝试。

襄阳西北的均州(今湖北均县)、房州(今湖北房县)山区人民,屡遭元军掳掠,保卫乡土、援救襄阳的要求十分强烈。李庭芝就在这两处招募民兵三千人,并制造轻船,以民兵勇将张顺、张贵为都统,在均州上游水峪加紧训练,进行入援准备。

至元九年(1272)五月,三千人敢死队在张顺、张贵的率领下,趁汉水上涨之机,乘船百艘,满载布帛、食盐等物资溯流入援襄樊。敢死队沿途斩断元军布设的铁索、木桩,转战120里,冲破重重封锁。张顺在途中身中四枪六箭,不幸战死。最后这支援军终于在张贵的带领下到达襄阳城下。

城中断绝外援已久,军民们听说援军到了,民心士气为之大振。为了长久解决襄樊的物资困难,张贵建议联络新郢(今湖北钟祥西南)的交通。他派了两名擅长潜水的勇士,带着蜡书,冒着生命危险突破封锁,到新郢与范文虎联系,范文虎答应约期派兵夹击元军。九月,张贵率民军按期举炮发舟出战,但不幸的是有个败类离军叛逃,泄露了张贵的突围计划。元军加强防备,张贵率军奋力死战,终于到达与范文虎约定会师的地点。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怯懦的范文虎竟然违约退兵,使元军抢先占据了龙尾洲,以逸待劳。张贵孤军奋战,所率勇士全部战死,张贵最后也因伤重被俘壮烈牺牲。此后,襄樊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又完全断绝了。

元军包围襄樊前后达五年之久,却久攻不下,不得不调整战略部署,改变战法。元将阿里海牙在分析了攻守形势后上奏忽必烈:“襄阳之有樊城,犹齿有唇。宜先攻樊城,断其声援。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忽必烈采纳了他的意见,命阿术指挥元军,刘整、阿里海牙指挥汉军,加紧进攻樊城。

元将张弘范向阿术献计说:“若从陆路攻樊,襄阳出舟师救援,恐难以得手。只有先截断江上浮桥,阻其援兵,再水陆夹击,才能破樊城,那时襄阳就不攻自下了。”阿术认为有理,遂按此计行动,于至元十年(1273)正月,派水军焚毁了襄阳通往樊城的浮桥,切断了两城的联系。

接着,阿术集中水陆兵力,又调来产自西域的巨炮“回回炮”,向樊城发起总攻。樊城守军得不到襄阳的支援,于正月十一日城池失陷。樊城守将牛富率兵与元军展开巷战,最后身负重伤,投入火中自焚而死。另一位宋将范天顺见大势已去,表示“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在所守之地也自杀身亡。樊城失陷后,吕文焕不断设法向临安告急。贾似道蒙蔽宋度宗说,襄阳之围一定能解,背后却命令不向襄阳派一兵一卒。二月,元军从樊城移师直攻襄阳,以“回回炮”攻城。吕文焕见待援无望,又害怕“回回炮”的威力,只好献城投降。历时六年的襄樊攻防战,终于以元军全取襄樊而告结束。

元军攻占襄樊,使蒙、宋三十余年来对峙的僵局被打破,从而带来了宋、元战局的根本性变化。元对宋在战略上已处于绝对优势,攻灭南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Ⅳ 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典故出自哪里呢

六尺巷的故事最为流传，甚至学生的考题中都常常引用这一段话：

史料记载:张文瑞公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氏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书于后寄归。家人得书，遂撤让三尺，故六尺巷遂以为名焉。

令人生疑的是，很多材料并没有说是哪个史料记载？

后来看到一篇文章说，桐城六尺巷的传说来自于桐城人姚永朴（1861一1939）的《旧闻随笔》卷四：

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吴闻之感服亦让三尺。其地至今名为六尺巷。”

民国二十五年《桐城志略》转录了这件事，后来当地人修县志便以此为真了。

有人考据，张英存世诗集中并没有让墙之诗。姚氏的《旧闻随笔》也没有写明出处。不过，桐城六尺巷的故事，几乎已经是《让墙诗》流传最广背景故事了。

晚清民国时期的赵元礼(1868年-1939年)，在其《藏斋诗话》中，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给了明末清初 的山东人贾凫西：

山东滋阳贾凫西先生名应龙，曾充交趾大使，前官郎中，时其子在家乡与邻家争墙基，驰书北京，求其致函地方官，意在必争也。乃先生覆书只二十八字曰：

千里寄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秦皇枉作千年计，只见长城不见王。

其事遂息，至今传为佳话。予记其诗后二句是“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未知孰是，然先生之让德固可传也。明亡后，先生耻事二姓，佯狂避世以终，尤非寻常人所能及也。

赵元礼，字幼梅，号藏斋，曾任直隶河北高等工业学堂监督， 天津的著名诗人与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