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秀才赏析
❶ 汤显祖<牡丹亭 惊梦>全文翻译
丽娘游园归来，困倦了，便伏几小睡，却作了个甜美的梦：梦见一个小生，拿着柳枝，向她说道：“小生那一处不寻访小姐来，却在这里。
恰好在花园内折取垂柳半枝，姐姐，你既通书史，可作诗以赏此柳乎?”丽娘没有答话，只是想：“这生素昧平生，何因到此?”小生一笑，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便牵丽娘衣袖，转过芍药栏前湖山石边说话去了。
丽娘怎会在梦中与一素昧平生的人幽会呢？原来一直受封建礼教禁铜的丽娘，没有人与她说过知心话。与她最亲近的母亲，看她睡个午觉，也要说不符家教，看她绣对鸳鸯，也不以为然。
丽娘委实寂寞得很，渴望有人关心她同情她，当梦中人说出这“似水流年，如花美眷”八个字时，动魄惊心，怎能不引为知己？以柳枝求题，也不是一般市俗之见，他不是捧来珠光宝气的首饰，而是分文不值的垂柳枝。
戏里有一折“写真”，描写杜丽娘作自画像，可见她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在她眼里，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经济价值之间并不划等号，一草一木都可人画，对金银珠宝、乌纱玉带却看不上眼。在这一点上，他们又有了共同语言。心灵上的相通，在丽娘看来是头等重要的事，与此人为伴是幸福的，轻轻地一牵，便随他而去了。
拓展资料
《游园惊梦》小说的最终主题——人生如梦
作者在这篇小说里，苦心经营制造“梦”的意象。梦境和仙境，十分相像，只有一点大异：仙境是永恒的，梦境是短暂的。人类往往不愿面对“人生有限”“世事无常”的悲苦事实，却躲藏入“一切如故”的自欺幻想里。然而，俗语说得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今晚窦夫人这栋“上上下下灯火通明，亮得好像烧着了一般”的大楼公馆，哪里持得了多久，转眼间就会灯火熄灭，烧成灰烬。今晚的钱夫人，就是明天的窦夫人。
小说的主人公蓝田玉由一位昆曲艺人一跃成为钱将军夫人，也曾经风华蹁跹，烜赫一时，“筵席之间，十有八九的主位，倒是她占先的。”然而这一切都是“从前钱鹏志在的时候”，现在她不过是一个落魄夫人，王谢堂前的燕子，落入了百姓人家。
烜赫与没落，构成刺激性的对照。对于没落，是无奈的现实，钱夫人无力去改变，于是就只剩下追忆与怀恋，自己并不能超脱出来，把这一切视若浮云。窦公馆门前两旁的汽车，大多是公家的黑色小汽车，“钱夫人坐的计程车开到门口她便命令司机停了下来”。
这一细节动作，表现钱夫人还很在意自己的面子，遮掩自己没落的现实。在筵会中，钱夫人几次有意识地或潜意识地回忆起自己风华蹁跹时候的场景，与现实的筵会做比照，折射出钱夫人对过去的怀恋。
作者对过去生活的追忆更多的是在心理情感上对故国的眷恋。在这里，故国不仅仅是祖国大陆、旧时家园，而是一种情感，一种对旧时在心理上的认同感、归属感。故国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情感，而祖国大陆、旧时家园只是承载这种情愫的载体。这种情愫，以乡愁的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钱夫人总觉得“台湾的衣料粗糙，光泽扎眼，尤其是丝绸，哪里及得上大陆货那么细致，那么柔熟?”“台湾的花雕到底不及大陆的那么醇厚，饮下去终究有点割喉的。”这种对台湾的不认同感，并不仅仅得自于钱夫人自己，而是败走台湾的人的普遍的心理情绪。
比如来台几十年，窦公馆请客仍用上海的厨子，刘副官仍顽固地操着苏北的口音。这些都是去国之人的乡愁的整体表现，他们对台湾、对台湾的现状并没有认同感、归属感，而是顽固地坚持过去的生活（比如票友会），顽固地眷恋着大陆。
这些人在白先勇认为都是一群“流浪的中国人”，他们退走大陆，在台湾又不能融入和归属，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园，在心理情感上处于漂泊状态，所以对故国怀有强烈的眷念。白先勇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着深刻的认同感的，在《游园惊梦》这部小说里择取昆曲票友聚会也是有象征意义的。
在六十年代，作为“中国表演艺术中最精致最完美的一种形式”的昆曲也已经式微了，受到欧美电影等新兴文化的强烈冲击。小说中坚持喜爱和追忆昆曲这种传统艺术的，都是一些从大陆败走的遗民如钱夫人、窦夫人、余参军等。他们既是政治上的遗民，也是传统文化上的遗民。
台湾本土的人脱离大陆本土文化的母体，对这些传统文化并没有多高的欣赏能力，也就没有多少眷恋。人心不古作为一种现实，文化遗民们无力去改变，便只有承认，而他们对昆曲的坚持和喜爱，仅仅是对故旧文化的怀念，也是作者文化乡愁的表现。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光辉灿烂的过去。可是就因为太讲究纯美、纯粹精神，丝毫不肯接受现实俗世的污染，在今日的平民世界里，已和一般人的生活几乎完全脱节，再也无法受到欣赏和了解。
于是人人遗弃古老优美的中国文化，趋奔迎接崭新通俗的西洋文化，正如清乾隆年间，通俗的“花部”乱弹终于取代了优美的“雅部”昆曲。如此，小说里钱夫人的今昔感触，以及往日悼念，就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而《游园惊梦》也就变得好像是作者对我们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阙挽歌。
如此，《游园惊梦》小说，从钱夫人个人身世的沧桑史，扩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贵族文化——的沧桑史。
同样的暗示含义，亦可引申到社会型态问题上，那就是，影射贵族阶级和农业社会的没落，平民阶级和工业社会的腾起，小说结尾，窦夫人问钱夫人：“你这么久没来，可发觉台北变了些没有？”钱夫人沉吟了半晌，侧过头来答道：“变多唆。”走到房门口的时候，她又轻轻的加了一句：“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起了好多新的高楼大厦。”
“变”一字，就是这篇小说的中心主题。“起了好多新的高楼大厦”，即比喻工商业社会之兴起。我们还注意到，今日宴会里唱《游园》的后起之秀，是徐“太太”，不是徐“夫人”。作者如此暗示：“上流社会”虽然还存在，“贵族阶级”却已隐逝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