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赏析
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
方舟安可极，离思故难任内。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容吟。
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
“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推出了一个萧瑟清秋之景,一个“悲”字的点染,更强调了“悲秋”的母题，把高台抒怀放在句首，奠定全文的感情基调，为下文怀念亲人奠定基础。高台之风，实为情景交融的描写，诗人赋予风以感情色彩，实为抒发内心的悲伤，让诗显得含蓄，朝日在高台多风时却照在北林，希望和光明离诗人遥不可及，更抒发诗人的境况悲凉。
自己理解的，仅作参考。
② 曹植杂诗六首其一赏析！
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
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
方舟安可及,离思故难任!
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
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
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
李善注《文选》将此诗列为曹植《杂诗》六首其一。治曹植诗者大多认为该诗为曹植思念其弟曹彪之作。曹植在其生活后期,备受曹丕、曹钮压制与迫害;因此,其生活后期的诗作,也多为悲凉哀怨之辞。此诗字面上就有“悲”、“哀”、“伤”的字眼,悲伤之情可谓显矣。也可以说,思亲怀人之悲情就是该诗的主题。然而,如果我们深入解读该诗隐潜的母题及母题架构,则可更为全面地诠释该诗的主题表现及其深邃意蕴。
在西方文学批评中,主题(theme)与母题(motif)往往是可以相互替换的术语①。我认为,主题是作者即时即地(here—and—now)所触发的思想意念,是作品显在的内容主体;母题则是主题潜在的文化底蕴,是作品中具有悠久文学传统(literary tradition)与观念历史(the history ofideas)的文本基因意涵(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extual unit)②。
从曹植《杂诗》(其一)全诗看,作者是在萧瑟的秋景中抒发其悲凉哀怨之情的;这与他另一首思念曹彪的诗作《赠白马王彪》的描写甚为一致:“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显而易见,“悲秋”,正是这两首诗的共同母题。
在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中,大自然的四时变化与人类情感的喜怒哀乐是相通的。汉代大儒董仲舒即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对于这一点,董仲舒反复地强调说明:“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性情由天者矣。”(《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贯也。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喜气者诸春,乐气者诸夏,怒气者诸秋,哀气者诸冬,四气之心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虽然有浓重的神秘色彩,但人的情感变化与自然物候的变化确实有密切的关系。四季之中,人们对春与秋的感受最为敏感。这是因为春与秋正是物候盛衰迭代之季——或万物萌生,或万物凋零。这种显著的自然物候变化,无疑更易刺激、诱发人的情感波动(相比之下,夏繁冬寂,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给人的刺激也相对为小),故古人云:“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淮南子·缪称训》)
就一般情况而言,春与秋对人类情感的影响确实有所不同:万物萌生的春,易引起人们的喜悦之情;万物凋零的秋,则易触发人们的悲凉之感。因此, “悲秋”,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吟咏不绝的主题。 《楚辞》中就有“悲哉秋之为气”(《九辩》)及“悲乎秋风之动容”(《抽思》)的千古名句。秋景悲情互缠交织,以意念、意象或词语、句型的形式无数次循环重现(recurrence)于历代众多文学作品之中,从而成为中国古代一个显要的文学母题。
秋之“悲”虽然有不同的内涵,但离别相思之悲,在“悲秋”母题的作品中,甚为引入注意。“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南朝江淹的《别赋》就以萧瑟凄清之景渲染、烘托离别相思之悲:“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离霜。巡曾楹而空掩,抚锦幕而虚凉。知离梦之踯躅,意别魂之飞扬。”“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圭,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③在交通颇不方便的古代,离别往往就意味着相思痛苦的折磨。而离别相思那悲凉、哀怨、凄伤的情感特征,与萧瑟凄清的秋景甚为相契。“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宋·吴文英《唐多令》)“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宋·柳永《雨霖铃》)正说明了秋景与离愁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以萧瑟凄清之景渲染、烘托离别相思之悲的文学作品,在古代中国十分普遍。
在曹植《杂诗》其一之中,直接涉及秋天景色的句子是:“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与“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而其中,“悲”“孤”“哀”明显点染出作者的离别相思之情感。可见,这四个句子是将客观景物主观化,或说是景物情思化、情思景物化。尤其是,这四个句子正好处于该诗两个层次④的首端,这就有意无意地为全诗离别相思之情的抒发,建构了一个前后照应的情境,“悲秋”母题也从而得到了更好的体现。
至此,我们的解读仅进人到该诗的母题层面,而未到达母题架构层面。其实,曹植《杂诗》其一的母题并非一个,而是三个。“悲秋”只是其主母题,此外,还有两个子母题:“登高抒怀”与“鸿雁传书”。这两个子母题,正好隐潜于该诗两个层次首端的句子之中。
“登高抒怀”的母题,源自中国古人在生活中的传统习惯。登高所以望远,因而,所抒者多为思故乡怀远人之悲情:“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王粲《登楼赋》)“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南朝民歌《西洲曲》)由于“登高怀人”母题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登高之举往往就喻含着怀人之情。正因如此,曹植《杂诗》其一首二句写高台登临所见之景(“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接下来四句即写思念远方亲人(“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及,离思故难任”),并不会让熟悉中国古诗的读者感到突兀。
“鸿雁传书’’的母题则源自中国的民间传说:“人言雁足传书,待尽写、相思寄与。”(宋·袁去华《宴清都》),其潜隐的文本基因意涵,亦同样使曹诗第二层次开首的孤雁南飞之景象(“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与随后的翘思怀人、托雁传书(“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之行为,得以不露痕迹地勾连起来。
三母题在曹植《杂诗》其一中,并非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意境相谐、义旨同归,起到强化、凸显主题的作用。
所谓意境相谐,首先,指三母题营造的皆是凄怨的意趣氛围;其次,三者所呈现的客观物境皆为萧瑟清秋。“悲秋”与“鸿雁传书”无疑为清秋之境,至于“登高抒怀”,虽不专属为清秋之举,然而清秋之季,气爽天高,最宜登高凭栏,加上中国古代,民间素有九月重阳登高的风俗:“有楼皆眺远,五日不登高。”(宋·楼钥《重阳》)登高之举,也就很容易与清秋之境联系起来了。
所谓义旨同归,即指三母题所蕴涵的义旨及逻辑关系是相同的:“悲秋”→触景伤情→思亲怀人;“登高抒怀”→登临远眺→思亲怀人;“鸿雁传书”→寄情于雁→思亲怀人。思亲怀人之苦,正是该诗三母题的共同旨归;其进一步的显现,则是诗歌的主题——思亲怀人的悲情抒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母题在该诗中的分布位置。如前所析,首二句“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便推出了一个萧瑟清秋之景,一个“悲”字的点染,更强调了“悲秋”的母题。全诗种种情、景、事,皆在“悲秋”母题的承 托下得以展现。“登高抒怀”与“鸿雁传书”,则分处两个层次的首端,从而导引出二层次的思亲怀人之情。换言之,“悲秋”主母题托出全诗的主体架构,“登高抒怀”与“鸿雁传书”二子母题,则托出全诗两大组成部分的支体架构,三者相互协同运作,建构起一个相当工整对称的有序化母题系统。在这个母题系统中,主母题及主体架构,二子母题及二支 体架构,是同质同构的有序协同关系,给人以相似→重复→强化效果的深刻印象。就整体而言,“悲秋”主母题奠定了全诗的文化底蕴,引导亦制约了“登高抒怀”与“鸿雁传书”二子母题的情感趋归;同时,在“悲秋”主母题的制约与承托之下,“登高抒怀”与“鸿雁传书”二子母题轻易而且不露痕迹地转化为内容主体——思亲怀人的主题。即实现了母题主题化,文化底蕴与内容主体交融。全诗的整体表现,亦从而显得更为萧瑟而苍莽,悲凉而沉郁.深邃而绵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