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兵故事

Ⅰ 开国大典的故事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194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程序表》中，记载了开国大典的三大项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

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和焰火晚会。

庆典的场地设在天安门。

然而，在此之前，关于庆典场地的选择却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将庆典活动安排在天安门。另一种方案则是在西苑机场，理由是： 3月25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在西苑成功地举行过阅兵。更重要的原因是，那里地处郊区，地形开阔，万一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袭击也便于疏散和隐蔽。

兼任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的周恩来经过再三斟酌后，决定将庆典的场地定在天安门。

针对国民党空军在开国大典那一天可能进行的空袭，周恩来指示：在北平的南苑机场集中人民解放军第一个有升空作战能力的战斗机群，在北平的四周布置用于防空的高射炮群。

清理污水坑

在得到中央的同意之后，周恩来立即通知有关部门，迅速修整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

从当年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天安门城楼的城墙斑斑驳驳,城楼上散落的是残砖断瓦,梁柱上积满了野鸽子的粪便。当年的广场上除了这些成片的杂草以外,还有成堆的垃圾和与垃圾为伴的苍蝇和老鼠。

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代表大会，时任市委书记的彭真宣布了整修开国大典主会场--天安门广场和城楼的决议。

1949年9月10日是星期六，这一天天还没亮，参加义务劳动的人们就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集中，到了下午的3点钟，参加义务劳动的人数就达到了6000多名。几天之后，广场上的垃圾、杂草消失了，腐臭味也消散了，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

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垃圾清理干净之后，接下来就是对天安门城楼的装修。这包括:在天安门上挂起红灯笼、城墙两边书写巨幅标语、在城门上方悬挂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等工作。

刚刚解放的北平城是个破烂的城市，城里遍地都是垃圾。北平解放以后，北平市人民政府向古城的垃圾宣战了。当时，北平军管会有一条硬性规定：无论公车私车，汽车出城的时候，必须捎上垃圾。据统计，在开国大典之前，北平市共清除垃圾20多万吨。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49年底才告一个段落。

受阅部队

当北平人民向垃圾宣战的时候，开国大典的阅兵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49年7月上旬的一天，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副总指挥杨成武等受阅部队负责人的汇报。汇报结束的时候，毛泽东用郑重而诙谐的口气说道：“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无论是军种、兵种，还是规模上，都是最多最大的一次，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了16万。

参加受阅的海军代表队由海军学校与华东舰队组成；陆军代表队由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组成；其中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装甲车团和坦克车团。

参加受阅的步兵方队，则是20兵团67军的199师。

李水清，当时是199师的师长。

李水清：“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全体官兵非常高兴，感到很光荣，特别是讲到了，我们是要代表全国解放军，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所以，特别高兴。”

开国大典的阅兵式盛大而又空前，负责阅兵训练的杨成武不仅查阅国内外有关阅兵的资料，他还找其他的解放军将领虚心求教。

南苑机场

7月，正是北平的盛夏，199师的一万多人马全部集结在北平市郊。按照阅兵指挥部的要求，步兵师在阅兵的时候出12个方队，每个方队由144名指战员组成。

李水清：“一万多人只要两千多人，所以大家拼命地练，都写决心书，要参加受阅，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两千多人以外，我们又另外组织选了二百多人，做预备的。”

训练前的准备已经基本就绪，但是，新问题也接踵而至：已经有22年战史的人民解放军，居然没有一本关于队列训练的条文和规范动作的准则。他们拿什么作参考呢?

李万恒：“这个条例开始是国民党的，以后是苏联的，最后还是按照刘伯承那个操典进行队列训练，在队列训练期间里头，这个齐步正步，这个东西是你这一步迈出去70公分，高度15公分，这是齐步，正步30公分的高度。”

三伏时节的炎炎烈日照在天坛公园，公园围墙外的空地上是整理过的训练场，场地边沿搭着他们宿营的帐篷。199师的官兵们在这里开始了严格的分列式训练。

一转眼，就到了1949年的8月1日。这一天，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代表中央军委给新成立的特种兵部队授旗。特种兵部队属于陆军序列，主要包括礼炮部队、骡马炮兵以和装甲兵。

杨成武

曾经担任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的李健，当时是特种兵司令部的参谋长。

李健：“选的标准基本上都是党员，另外大部分，百分之四十以上都是英雄连队，都立过大功，小伙子都比较高，一般都是一米七八、一米八零这样，确实也很标准。”

听说受阅部队的训练非常艰苦，爱兵如子的朱德总司令再也坐不住了，他亲自赶到受阅部队的驻地，去看望正在训练的指战员。回到中南海，他吩咐有关部门给参加受阅的官兵每人每天增加一个鸡蛋。

开国大典的第一个程序就是升国旗、鸣礼炮、奏国歌。特种兵司令部将鸣礼炮的任务交给了战车团参谋长韩怀志。

人和炮调集齐了，韩怀志便一门心思扑在了训练上。却把新婚不久的妻子抛到了脑后。

骑兵代表队，由华北军区骑兵三师组成，指战员多数来自内蒙古大草原。

战车团把训练场摆在了北平西郊的荒地里。

在战车团加紧训练的同时，住在北平城东单大街西总布胡同里的军乐团也在抓紧时间排练。

参加阅兵的士兵

担负着为开国大典和政协会议演奏重任的军乐团，被人们称为“礼乐之神”。

阅兵指挥部指示：将华北人民文工团的管乐队以及受阅部队军师两级的军乐队合并，组建成联合军乐队，于是，一支200多人的联合军乐队诞生了，由罗浪担任总指挥。

1937年从马来西亚回国的罗浪，是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1939年，他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后来，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

有一天，阅兵指挥部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有苏联专家参加的部队负责人会议。会上对采用什么样的曲子作为阅兵典礼乐曲出现了分歧：第一种意见是随便找一个好听的阅兵进行曲就行了；第二种意见则是用苏联的阅兵曲。

罗浪：“我说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现在已经用过的，使用过的一些革命歌曲改编的军乐曲子来作为我们这次阅兵的典礼用曲，来作为我们的阅兵用曲。”

会上对此事激烈的争论起来，鉴于意见一时难以统一，阅兵副总指挥杨成武指示罗浪，写一个阅兵和群众游行的乐曲曲目上报中央。

参加阅兵的坦克

很快，毛泽东就作了 “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的批示。决定采用罗浪所报的《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进行曲》等5首曲目为开国大典乐曲。

阅兵曲目确定下来以后，为了使其达到适合典礼使用的音乐，罗浪挑灯夜战，连夜对乐曲的旋律和配器进行了修改。

时间很快就到了1949年的9月1日，这一天，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传达中央关于开国大典阅兵的指示时说：“中央决定在新中国成立之日，除地面部队以外，空军也要出动。”

9月上旬的一天，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来到南苑机场上，随着巨大的轰鸣声，9架战斗机相继从跑道起飞，很快就在空中调整成品字队形，并两次通过机场上空。

在地面观看飞行表演的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拍手叫好，为飞行员加油鼓劲。当飞行表演结束后，朱德用企盼的口吻说：“能不能再多几架飞机，什么飞机都行”。

林虎：“后来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就研究了，又增加两架“蚊式”战斗机，这个飞机是英国造的，它机身什么，都是木头的，实际上就发动机是金属的，有些设备是金属的，但是这个飞机既能做轻型轰炸机，又能做战斗机。”

阅兵式里的乐队

几天以后，又有三架修复的运输机，一架通讯机，两架教练机纳入了受阅飞行队。

军委航空局最后敲定，10月1日那一天，将有17架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

九月的北平，已经进入初秋，受阅部队的训练也进入了“倒计时”。

九月份的一天夜晚，受阅部队接到了到天安门广场预演的通知。

信心十足的199师师长李水清带领训练了两个多月的部队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正步通过天安门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训练场上走得还像样的部队这时候乱了方寸:该迈出左脚的时候,有人偏偏踢了右腿。

乐队总指挥罗浪发现，原来是战士们的步伐跟不上乐队的鼓点，他立即对军乐队的节拍做了调整。

举行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出以后，报名参加的单位和群众格外踊跃。

长辛店铁路工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来到这里，开展工人运动。毛泽东也曾经两次到过这个工厂。

北平市总工会给了长辛店铁路工人2000个参加大典的名额。

门头沟镇的西辛房村地处北平远郊山区，距离天安门30多公里。

1949年的9月，一百多名村民接到了参加开国大典的通知。焦桐兰和几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也被批准参加开国大典。为了早一点赶到天安门, 早一些见到毛主席，焦桐兰和小伙伴商量之后，凑钱买了一辆没有刹车，没有铃铛的旧自行车。

1949年的9月30日，是中国农历的八月初九。这一天晚上，许多人在兴奋和等待中度过了新中国诞生的前夜。

李水清：“都在那里不睡觉，把钢盔擦的干干净净，擦的亮亮的，好看。”

北平西苑

焦桐兰：“一宿也没睡觉，没睡觉以后就是想到毛主席那儿去，见毛主席怎么样的表达心情呢，见毛主席是什么样的，长得什么样呢。”

这天晚上的10点钟，周恩来到了天安门，对城楼的布置工作做最后一次检查。当看到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下面写有“毛泽东同志” 几个字的时候，他立即派人找来中南海俱乐部主任钟灵。

钟灵：“他说这个不能要，因为开国大典呀，要很严肃呀。”

毛泽东的这幅画像出自周令钊的手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小心翼翼地用颜料把画像下面的几个字盖住。当周令钊做完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10月1日的凌晨。

修缮一新的天安门城楼和它面前的广场，正迎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诞生。

Ⅱ 阅兵背后的故事

晚报特派记者 李宁源 北京报道

整齐的队伍，一致的步调，先进的武器装备。看完这场阅兵，在大呼过瘾的时候，我们更想了解一下背后的故事。在经过核心区，前往集结地点的路上，记者看到了成功完成使命的英雄们。

雪豹突击队:刚出阅兵区就收到祝贺短信

一位雪豹突击队方阵士兵说，他刚走出检阅核心区就收到祝贺短信，“你们走得太完美了，太整齐了！ ”他把短信拿给记者看。

“训练的时候很艰苦。”这位姓刘的小伙子说，训练时，他们把自己戏称为红闷羊肉。另一位队员表示，自己参加雪豹突击队方队的检阅，家人也给了他很大的支持，他妻子参与过50周年阅兵，比较有经验，“在电话里她知道我的训练情况，知道我敬礼时动作慢，就给我寄来了绑在手上的沙袋，套在手上进行负重训练，还真改过来了。”

女民兵方队：从走模特步到踢正步

女民兵方队领队张小飞就在领队的右手边，是整个队伍的台柱子，正步走得英姿飒爽，她其实是中华女子学院广告模特与形象设计专业的学生。在训练中，她经过从走猫步到走正步的脱胎换骨。

“首先要接受完全军事化的管理，但走正步踢腿摆臂都有了规定，这个转变挺困难的。”她说，其他人是零起点，张小飞是负起点，有一次在休息时，她给姐妹们表演模特步，结果发现没有以前的感觉了，走出去才发现手势是齐步走的手势。

预备役方队：每人练坏5双鞋

预备役方队有硬性指标：经过天安门前的东西华表，距离共96米，时间在1分06秒，必须踢128个正步。为此，他们在阅兵村每天练习10小时，每天行走30公里，这30公里共有70多条要求，领队说,“把扑克牌夹在两腿之间走，在砖头上练站军姿，整个训练下来，我们每名受阅队员踢坏5双鞋。”

“预备役就是预军于民。他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训练时有很多困难。”领队说，刚训练时，这些队员集合哨吹3遍也集合不起来，出早操要求是跑7圈，大多数人跑3圈就不行了。

他们是老百姓，他们的故事也特别多，预备役方队队员刘亮的孩子出生时他正在接受训练，直到今天还没跟儿子见上一面。吴明亮参加训练前与女友定好今年5月1日结婚，这是他们相识6周年的日子。“我发现5月1日时，吴明亮的精力不集中，我问，他不说。后来他女朋友自己来找到我，我对她说吴明亮是方阵里的骨干，你们推半年结婚，到时候我来参加。”领队说。

几百人计算出完美交通公式

昨天下午2：30，国庆60周年阅兵仪式所有人员疏散任务如期完成。

“疏散的时间与我们预定的一致，零误差。”国庆阅兵交通总指挥曾繁新松了一口气。交通管理部门之前对天安门附近所有路况进行详细调查，“为了实现10万人在天安门周边狭长地点集结，对周边所有街道胡同进行实地测量，使用测距车把24条胡同一步步测量出来”，他们要了解清楚哪些地方低洼不平，马路边的高度，以保证游行群众的安全有序。

由于数据过于庞大，数百人运算几天，“我们让游行群众晚出发十分钟，让他们能多休息一下，这是最成功的地方。”听说，他们已经4天4夜没合眼了，能圆满完成这次任务才是最终目标。

巡航导弹方队：16度角难关解决

巡航导弹方队是唯一一个完成导弹动作后再进行受阅的方队。在进入阅兵村考核的第三天，上级发来电报，要求检阅时导弹发射架由水平状态改为16度角，“角度给训练带来难题，导弹发射架必须在16度角下行进，车辆前进会不稳。”

巡航导弹方队队长说，他们把车辆上的速度刻度盘改成数字显示，以前的刻度盘上一个格是20公里，现在把精度限制到发动机转速部位，最低读数是一转。他们还进行了油门改造，以前把油门踩下去一厘米转速增加130转，现在踩一厘米，转速只增加60转，增加了可操作性。

正是他们的这些努力，让我们在检阅时，看到巡航导弹方队队型整齐，一丝不差的通过天安门。

背景团队：翻花其实并不难

本次阅兵的背景团队是个亮点，共49个变换背景史无前例。赵亮打开书包，给记者展示了背景变换的秘密，“黄灯亮预备，红灯翻，每人都有色标卡，上面写着口令，对着指示牌，就可以翻出正确图案。”书包上拉出是椅子，包里放道具，翻花时，把花牌插在书包拉杆上，拉起来就可以。书包里还有绿色的花球和黄色的花球，来回更替地拉伸。

“经我肉眼观察，8万名中小学生49次翻花没有任何的错误。”背景团队领队自豪地表示。他们书包里还有一张卡片，“你的辛苦付出是献给祖国最好的礼物。”

Ⅲ 有关开国大典的故事50字

1949年10月制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典礼。下午三点整，典礼开始，首先奏国歌，接着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然后，升国旗。升旗以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读公告完毕，阅兵式开始。受检阅的有海军、步兵、炮兵、战车、骑兵，还有人民空军的飞机。阅兵式之后，开始了群众游行。直到晚上九点半，游行队伍才完全走出天安门广场。

Ⅳ 开国大典的小故事，要短

庆典倒计时

1949年10月1日凌晨6点钟，天刚蒙蒙亮，东方已露出了曙光，彻夜未眠的毛泽东缓步走出办公室，一边散步一边抽着烟。看上去，他着实显得有点疲倦。

新中国成立已经进入倒计时，工作千头万绪，毛泽东无暇顾及休息。就在开国大典前一天晚上，毛泽东本想早点休息，以饱满的精力参加第二天的开国典礼，但因处理一些重要事务，他一直没有离开办公室，直到次日凌晨6点。

在毛泽东夜间伏案工作时，警卫人员曾几次轻手轻脚地走进办公室，再三提醒他早点休息。毛泽东只是口头答应休息，并没有离开办公桌半步。这事让周恩来知道了，他还亲自打电话给警卫人员，叮嘱他们说，主席下午2点还要开会，3点钟还要上天安门，一定要催促主席早点休息。警卫人员放下电话，又到毛泽东办公室，把周恩来的话重复了一遍。这时，毛泽东才停止手头上的工作，站起身来，走出办公室。

虽然毛泽东略显疲劳，但他疲倦的脸上掩盖不了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即将到来，中国人民为此等待了多少年！

毛泽东在院子里走动了10分钟左右，便回房休息。平时，他一般是下午3点钟起床，今天情况比较特殊，他特意叮嘱警卫：“下午1点钟叫我起床。”

当时针指向1点时，警卫排长阎长林便走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站在床头轻轻地喊道：“主席，到1点了。”

毛泽东听到叫声，立刻坐起来，揉揉眼睛说：“这么快呀！”这时，警卫员端来一杯热腾腾的茶水，毛泽东左手端茶喝了一小口，右手习惯地抓起床头的报纸浏览起来。

平时，毛泽东起床后，都不会立刻下床，至少要在床上待一个小时左右，喝茶读书。今天是例外，要参加开国大典。所以，起床一会儿，他就下了床，并很快刷牙、洗脸、吃饭。一切完毕，毛泽东穿上准备参加盛典的“礼服”。

这套礼服，是由王府井一家服装店做的，师傅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专门剪裁服装。礼服的款式设计是中山制服，料子是绿色美国将校呢。

一切准备就绪，毛泽东步行走进中南海勤政殿，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委员们宣布就职。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勤政殿，到天安门参加开国典礼。

在离开勤政殿之前，生活秘书叶子龙对毛泽东说：

“主席，稍休息一会儿，按时正点到天安门就行了。”

毛泽东微微一笑，风趣地说：“好嘛，疲劳战反正是一个接一个。我们打了几年的疲劳战，打出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又是建国的第一天，又是一个疲劳战。到天安门上还要连续站几个小时。看来，咱们的命运就是打疲劳战吧。”

在一旁的周恩来总理说：“这就是高效率的疲劳战，三年解放战争，消灭了敌军好几百万，建立了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效率还不高呀？”

大家有说有笑，很快汽车就驶出了中南海，直奔天安门城楼。

国旗升起的背后

为迎接这一伟大历史时刻，开国大典前夕，国庆筹备小组加紧整修天安门，尤其是修建国旗杆。建筑工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刻苦攻关，全身心投入国旗杆的修建工作。

是年8月9日至14日，在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作出了迎开国庆典、整修天安门广场的决议。市人民政府责成建设局拿出修整天安门工程计划，建设局局长赵鹏飞任总指挥，整修工程具体任务之一是在位于天安门广场北端，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修建国旗旗杆。

赵鹏飞同志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怠慢。经过周密计划思考，他对整个工程进行了具体分工。将旗杆底座汉白玉栏板等建筑设计交由建筑局建筑师钟汉雄负责；旗杆的结构设计由建设局技术负责人、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施工负责人林治远完成。

按照要求，旗杆的高度与天安门城楼应该同等高。经实地测量，林治远得出的数据为35米高。按理说，35米并不是很高，制作起来也没有什么困难。但在当时，刚刚解放的北京，一切都处于百废待兴之时，要找出适合用于做旗杆的材料绝非易事。

于是，林治远到处奔波打听，最后得知市自来水公司有一些水管可以代用。因而，他立刻奔赴自来水公司，选用了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一节一节地套起来焊接。但是，焊完之后，长度为22.5米，达不到35米高的要求。

情急之下，他只好将焊接后测量的结果报告给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指挥部听了汇报，当场进行研究，还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最后确定国旗旗杆的高度为22.5米。最后安装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旗杆是建设局车辆厂金工车间用4根无缝钢管套接后焊接而成的。

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对旗杆制作进行了具体分工，大家分头开始制作。开工后，国庆筹备小组领导同志来现场检查工作时提出：升旗要自动的，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升旗就更好了，更有政治意义！这个意见立即付诸实施。

自动升旗方案还是由林治远来具体落实，这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林治远接到任务后，与有关技术人员一起研究自动升降的开关设施。他们首先设计出这样一个方案：国旗自动升降，升降速度与国歌演奏时间一致，国歌奏完后，国旗升到顶端并自动停止。

根据这个方案，技术人员设计出了一个简单的机械设施来控制升降速度，又在升降旗用的钢丝绳两端各焊了一个钢球来控制升降开关，只要升降速度设施碰到两端的钢球，便会自动停止升降并自动断电。

为防止升旗出现差错，工作人员一丝不苟地检查了升旗的各个部位。他们在旗杆下和天安门城楼上反反复复不知试验了多少次。当认定自动升降设施运行情况正常，没有问题时，才于9月下旬拆除了旗杆周围的脚手架。

至此，新中国第一根国旗杆高高地竖立于天安门广场上。1949年9月30日晚间，为确保第二天升旗仪式万无一失，工作人员做了最后一次试验。但万万没有想到，一直运行正常的升降开关，在这关键时刻出了故障。开始时，他们以一块红布代旗，安装好后，按动升降开关按钮，这块红布徐徐地向上升起，但红布升到旗杆顶部后，马达却没有停止运行，把这块大红布绞到旗杆顶的滑轮里，马达不能转动，旗子也退不下来。此时，安装旗杆的脚手架已全部拆除，人上不去，无法修理。

有关负责人闻讯后马上赶到现场。看完现场，弄清故障原因后，就迅速与消防队联系，请消防队火速增援。消防队运来了云梯，升起后仍差几米够不到旗杆顶，大家更加焦急了。见此情景，建设局副局长赵鹏飞又找来能熟练搭棚彩的兄弟两人。兄弟俩来到旗杆下，毫不犹豫地穿上铁鞋，冒着生命危险从云梯顶爬到旗杆顶，把那块大红布取了下来。此时，总指挥聂荣臻和有关单位的负责人也到了现场，对故障进行了分析，并责成有关人员检查时一定要细致，每个环节都不能有疏漏。

故障排除后，工作人员从头到尾，对每一部位、每一个环节又进行了详细检查、修理。经过反复试验，直到10月1日凌晨，才确认国旗升降设施没有问题。但为了防止意外，工程指挥部还特意安排专人守候在旗杆下面，准备万一毛泽东按动电钮时国旗升到顶还不停，便立即切断电源。

下午2点55分，毛泽东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登上天安门城楼。3点正，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旗。”

这句话有一个明显的缺陷，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意识到，赶紧小声提醒道：“请毛主席升国旗。”林伯渠又大声宣布了一次，增加了一个“国”字。

毛泽东听到“请毛主席升国旗”后，便大步走到升旗按钮前，用力地按动了电钮。

那面巨大的国旗缓缓地被蓝天搂在怀里，定格在22.5米高的白色铁杆上。

28响礼炮的由来

升旗结束后，礼炮惊天动地鸣响。54门礼炮同时发出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建国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的二十八年历程。

关于“54尊大炮”、“28响礼炮”，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鸣放礼炮起源于英国海军。在海上两船相遇时，鸣放空炮，意味着解除武装，表示没有敌意和对对方的尊敬。当时的军舰最多只有7门炮，故鸣放7响；而港口炮台上的火炮较多，通常以3倍于对方的炮声表示答谢。久而久之，鸣炮就成为互相致敬的国际惯例，成为在各种盛大庆典和隆重的迎宾仪式中应用的一种礼节和礼遇。

按照国际惯例，国家元首来访鸣放礼炮21响，总理级鸣放19响。因此，21响礼炮是世界上的最高礼仪。当时，不知毛泽东是否知道这一国际惯例。他说，这一次礼炮要放28响。

政协一届会议还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有些代表对28响提出质疑，因为它与国际惯例不符。

会后，正当毛泽东在庭院散步时，恰好碰上了大会筹委会工作人员唐永健。他是个有名的才子，文章写得很棒，不仅字迹娟秀，而且措辞准确。

毛泽东笑着问道：“你起草个报告怎么样啊？”

“主席，您讲。”唐永健显得很兴奋。

“你起草一个关于礼炮28响的说明。”

唐永健一下子就领悟了毛泽东的意思，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他心里很明白，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今天，刚好28年。28响礼炮，就是代表着中国共产党28年的奋斗历程。这不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吗？

很快，唐永健就简明扼要地起草了28响礼炮的报告，并递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挥笔签上了他的名字。这份材料转发后，人们都知道了，28响礼炮就代表着中国共产党28年的奋斗史。

9月28日晚，礼炮团在天安门东南角公安部大门以西进行试放，54门炮一字排开。按要求奏国歌和鸣礼炮同时开始，国歌奏完，28发礼炮放完。大约每隔 34秒一发，放了五六发后，轰隆的炮声加上烟雾弥漫，炮手已经听不清“预备——放”的口令，因而礼炮无法保证继续放齐。经大家研究，最后决定在指挥台中间用几张大方桌摞起，让喊口号的人站在桌子上，手持大红旗高高举起，喊“放”时，红旗落下，炮手看到红旗落下，马上拉火。这个效果比较好，礼炮手拉火的动作基本上能做到一致。

当天上午，礼炮团为了防止火药散落，卸掉弹头的炮弹口已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礼炮手们把炮弹擦了一遍又一遍，整齐地摆放在山炮后侧。礼炮手们在等待着庄严时刻的到来。

飞行中队加入阅兵式

早在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阅兵式怎么搞和在哪里搞的问题，成为筹备开国大典的中心问题。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这个指挥机构的领导力量很强。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亲自挂帅，担任阅兵总司令。阅兵总指挥由聂荣臻担任；副总指挥由杨成武、唐延杰、唐永健、刘仁、肖明、肖松等人担任。

毛泽东对搞好阅兵很重视。他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重点围绕确定阅兵地点问题，阅兵指挥所的成员们进行了反复研究。1949年8月的一天，华北军区的几位将领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将他们经过反复论证的两套阅兵方案，交给周恩来。第一套方案：地点选在市中心天安门广场；第二套方案：阅兵地点在市郊西苑机场。这两套方案分别标画了一张部队位置及行进路线图。对于看惯了作战地图的周恩来来说，这图显得既简单又复杂。周恩来仔细看过地图后没有马上拍板。这两套方案都有优点，但也都有缺点。

两套方案，论证者明显倾向于第一套方案，但没有拿出结论性意见。

举行开国大典的日期一天天迫近。准备参加阅兵的部队已经开始进行分列式训练。

经过反复权衡，周恩来终于挥毫蘸墨，写下了意见：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

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

这个意见传到刘少奇手上，他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松子般不大不小的圈圈。

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在这份意见上画圈，他们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介绍和分析，同意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

早在一个多月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了第一个由9架野马式P—51型美制战斗机组成的飞行中队，这是解放军第一支有作战能力的飞行队。成立这个飞行中队，主要是为保卫政协会议、保卫北平安全和准备去解放台湾用的。

随着国庆在即，周恩来就想，如果能让这个中队参加检阅，那该多好啊。于是，他与朱德、聂荣臻等驱车前往机场（西苑机场）。他们下车后，仔细看了看每架飞机，然后问飞行员：“你们的飞机能不能接受检阅？”

“能！”众人答道。

“现在就飞给我们看看。”

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在临时搭起的观礼台坐下来。

不一会儿，9架“野马”发出隆隆的巨响，沿着东西跑道的上空编队飞了一圈，然后从容落地。

刚从天上下来的飞行员们把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围在中间。

“能不能再多几架飞机？”周恩来问道。

“我们蚊式机也可以参加。”人群中一位飞行员一边回答，一边用手指着跑道上停放的两架蚊式飞机。这两架飞机，一架是起义过来的，另一架是由南苑航空修理厂的机务人员刚刚修好的。

“C—46运输机也可以，有3架呢。”

“L—5通讯机也可飞，飞机编队没问题。”

飞行员你一言，我一语，恐怕落在别人的后面。

1949年9月23日，由17架飞机组成的机群编队，在天安门上空，做检阅航线实验飞行。

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非常适合飞行。

飞行员们起了一个大早，纷纷赶到机场做准备工作。准备就绪，十几架飞机腾空而起，直穿云霄，飞经天安门上空，一切都非常顺利。

这一天，正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代表们正热烈地讨论建国大计，忽然，天空中传来飞机的隆隆声。

“好像是飞机。”有人轻声地说了一句。

有些代表坐不住啦，还以为是国民党的飞机，侧身向外看去。

飞机的引擎声越来越大，会议室的房梁被震得嗡嗡响。

正当大家忐忑不安之时，周恩来满脸春风地走了进来，挥了挥手说：“大家不要紧张。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外面正在飞的是我们自己的飞机，是保卫政协会议和北平的安全的。这些飞机还将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接受检阅。”

代表们一听，心情立刻放松，激动地鼓掌。

10月1日，开国大典开幕那一天，天还没亮，飞行员们就来到南苑机场，整队集合。另外两架担负一等战斗值班的飞机停放在起飞线上，严密警戒着蒋介石的飞机可能的破坏和骚扰。

17架银色的、绿色的、灰色的飞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跑道旁。所有的飞机都油饰一新，机头是红色的，机身和机翼上一律饰以金黄色的红星，机尾是红白相同的条纹。在此之前，苏联顾问派人把这里的飞机都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

下午4点正，开国大典检阅开始。

随着3颗信号弹冲向天空，停在跑道上的17架飞机咆哮而起，缓缓升空，直飞天安门方向。

4点35分，天安门城楼附近响起飞机的隆隆声，这声音划破了广场的沉默和宁静。

广场上的人群突然欢呼起来，大声喊道：“是我们的飞机！”

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也兴奋地举起了左手，他把手心朝向天空，有力地挥动着，好似在向飞机示意。

飞机组成“品”字形，依次通过天安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