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孙俩的中医故事全集
1. 孙中山故事的名字
孙中山的故事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有一次，他身穿便服，到参议院出席一个重要会议。然而，大门前执勤的卫兵，见来人衣着简单，便拦住他，并厉声叫道：“今天有重要会议，只有大总统和议员们才能进去，你这个大胆的人要进去干什么?快走!快走!否则，大总统看见了会动怒， 一定会惩罚你的！” 孙中山听罢，不禁笑了，反问道，“你怎么知道大总统会生气的?”一边说着，一边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卫兵一看证件，才知道这个普通着装的人竟是大总统。惊恐之下，卫兵扑倒在地，连连请罪。孙中山急忙扶卫兵起身，并幽默地说：“你不要害怕，我不会打你的。
1892年7月，孙中山先生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荣膺医学博士学位。同年九月，应邀赴澳门镜湖医院，担任不受薪金的义务医师。为了使贫苦病者也能廉价地用上西医西药，他到镜湖医院就任不久，就努力争得院方的支持，借银一千四百四十两，租下草堆街八十四号办起了“中西药局”。
这是一幢简陋的木结构两层楼房，楼下的铺面作“药局”，楼上是寓所。那时，他使用的名字是孙逸仙。
转眼已是一八九三年初。时间恐怕已是深夜了，孙逸仙的同乡挚友、自号“杨四寇堂”主人的杨鹤龄依然谈兴正浓，边走边谈，执拗地把孙逸仙一直从水坑尾街青砖巷口的“杨四寇堂”陪送回草堆街。
当推开“中西药局”那扇半掩着的木门时，孙逸仙和杨鹤龄不由得都怔住了。在柜台上那盏煤油灯映照下，柜台前多了一副用床板临时凑合而成的担架，上面躺着一位用破棉被包裹得严严紧紧的病人。虽然灯光微弱，他那因痛苦而扭歪的脸孔和密布的豆大的虚汗依然清晰可见。
扑地一声，一位白发苍苍的干瘦老人，突然从病人身边抢了过来，跪倒在他跟前，嘶声说：“求求孙大夫救治我这唯一的孙子。”
孙逸仙吓了一跳，慌忙双手把老人挽扶起来，劝慰说：“老人家不必如此，让我先看看令孙的病况，也许并不像您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杨鹤龄把老人扶在椅子上坐下，也帮着劝慰：“老人家不要慌，孙大夫医道高明，他的话是不会错的。”
孙逸仙解开病人的衣服，把听诊器按到他的胸腹部，凝神地谛听着，渐渐地，眉峰蹙成了一团，他陡地转过头来，目光严厉地扫向陪送病者前来的人：“病情不轻，怎么拖延到现在才送来？”
老人的两行热泪从眼眶里奔涌而出：“我们小户人家，吃不起西药，看不起洋大夫啊！没奈何，只好求一位看过点医书的街坊开个药方，胡乱抓两剂中药给他吃，却不见好转，反而越病越重。看他病成这个样子，疼痛稍见轻些，又挣扎着爬起来到鱼栏当小工，我心中犹如刀割，可总得挣钱糊口！众街坊看着不忍，凑了几块钱，劝我送他到洋大夫那儿看看。谁知那西洋鬼存心讹诈，这里敲敲，那里摸摸，给了几片药片，一次就收诊金药费整整五元。那西洋鬼还说，这病得开刀，动大手术。这……我倾家荡产也筹不了那么多银两啊！”
孙逸仙心里十分难受。他出生于农家，他父亲孙达成年轻时曾在澳门板樟堂街学过裁缝，当过鞋匠，成亲后才在香山县翠亨村老家定居务农。为了生计，常携年幼的 孙逸仙往返于香山与澳门之间。因此，孙逸仙从小便对澳门和旅澳的香山乡亲，怀着一种仅次于乡土的特殊情感。特别是，此番他赴澳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师，开办中西药局，对贫病者赠医赠药，正是为了贯彻他“以家堂为鼓吹革命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的初衷。如今，眼看躺在担架上的病者生命垂危，他能不伸出救援的手吗！
他先是详细地问了症状，重又听诊了一会，然后从药箱里取出几粒药片，让病人用凉开水送服下，这才脸色凝重地缓缓地说：“病人浮肿、虚脱，时有惊悸之象，且有血尿史，这是中了尿毒所致。最可虑的，是他很可能患了肾结石和泌尿系统感染的并发症。
孙逸仙沉吟片刻，终于作出了决定：“刚才我给他服的药，只能减缓一些症候，治标不治本。这样吧，明天不必再送他来了，我到你家走一趟，补作些必要的检验，如有必要，就送去镜湖医院留医，动手术。”
“夜深了，回去好好睡一觉，一切会好起来的。”
孙逸仙俯到病人耳边，柔声安慰着。
听孙逸仙的意思，好象没提到诊金，老人那颗悬着的心却还没能放下，怕耳朵不灵听漏了。他悄悄地扯扯杨鹤龄的衣角：“孙大夫看一次病，诊金多少？”
杨鹤龄笑笑，竖起两只手指。
老人吃了一惊：“两元？”
杨鹤龄摇了摇头。
“二十元？”老人连眼睛都睁圆了。
“不，是两角钱。”见老人家吓成那个样子，杨鹤龄连忙更正。
“像老人家这样家境的病者，我向来是分文不取的。”当老人家终于抬起头来时，孙逸仙已经换过一杯热茶，端到他的面前了……
翌日中午，按着二伯公——这就是人们对那位老人家的称呼――的地址，孙逸仙在望厦村的一间残旧不堪的房子里，找到了他们爷孙俩。
孙逸仙举头四顾，在二伯公那空荡荡的破屋里，见不到一件象样的家具，只见墙角斜靠着一根竹杠，地上一堆散发着鱼腥味的粗麻绳。
最令他疑惑不解的是，二伯公这人，虽然形容枯槁，脸上爬满了饱经忧患的皱纹，浑身上下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书香世家特有的儒雅风度。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古仁人之心，何尝不善！可惜难以办到。今天么，咳，更休提了。”说到时下的国计民生，老人只是摇头叹息。
“那又为什么呢？”孙逸仙热切地问道。
“为什么？豺狼当道，社鼠横行。当今崇尚的，不就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吗？”
孙逸仙心里陡然一震。当年，他在书院读书时读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曾觉得它似乎很有道理，对饱受列强欺负的中国，不啻是一记当头棒喝。同时，又模模糊糊地觉得，把生物进化中的一般规律，引伸到人类社会中又不尽恰当。到底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儿？终于，他的思路逐渐清晰了：只有推翻帝制，创立民国，才能使中华古国五千年的辉煌历史重放异彩。
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孙逸仙重又经历了一遍当年痛苦思索的整个过程！老人那一番话留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这些话如果出自一位青年学生的口，或许不会引起他这么大的感触。可是，眼前这么一位满腹“子曰诗云”的老人，他怎会如此熟悉当时刚传入中国不久的达尔文著作呢？
孙逸仙问道：“二伯公，像您这么一位博古通今的儒者，怎么会流落到这般地步的？莫不是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怎么膝下无儿，只留下这么一个独苗苗孙子？”
二伯公长叹一声，说：“老朽一生坎坷，那倒不必说了。文章憎命达，自古皆然。你看屈子、贾生、司马太史,哪一位不是空负补天之才，而不得其用的！区区如我辈，又何足道哉！只可惜稚子无知，误交匪人，受骗卖身，沦为‘猪仔’（广东人对到外国谋生当代契约华工的俗称），糟糠难熬，媳妇改嫁，这才贻我邓攸之痛啊！”
沉甸甸的灰色天宇，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下起纷纷扬扬的小雨，一股寒意从孙逸仙心里透发出来。
孙逸仙慨然说道：“二伯公，请放心，阿成（二伯公孙子的名字）的事包在我身上。明天，您约同街坊把他送到镜湖医院留医，过几天我给他动手术，把‘沙淋’（广东人对肾结石的俗称）割掉，还您一个健康完好的孙儿。至于诊金、药费，您就不必操心了。”
告辞时，孙逸仙紧握着二伯公枯瘦的手，恳切地说：“二伯公，您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未免太悲观了。时代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有一股凛然正气磅礴其间。古贤人的话不会白说，‘天下为公’的理想终究要实现的。”
孙逸仙把话说得很慢、很轻，但每字每句，都蕴涵着充沛的力量。说到后来，连他自己也难以分清：他是在告慰老人呢，还是在鞭策、勉励自己……
其实，当孙逸仙毅然决定义务做这例手术时，他是深知道这并不仅仅是关乎一个垂死病者的安危的。那天晚上，在“杨四寇堂”，杨鹤龄就曾担心地提醒他说：
“这里的一些葡籍西医，对你妒嫉得很哩，恨你在镜湖医院主刀，打破了他们在澳门的一统天下；恨你开设中西药局，赠医赠药，抢走了他们的饭碗。听说他们唆摆澳门当局出面，要限制你的行医哩！”
“医者父母心，但求实现我‘救国工作自救人开始’的主张，我又何惧乎区区几个庸医的忌恨。”孙逸仙记得，那天晚上，他是这样回答挚友善意的提醒的。
是的，无论是镜湖医院院方、少数对孙逸仙心怀忌恨的葡医，甚至消息灵通的市井小民，对这例手术的关心早已远远超越这例手术本身。孙逸仙是华人主办的镜湖医院有史以来的第一位西医，这例手术是院方设立西医室后的第一例大手术，今年又正值医院落成二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院方对这例手术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按照中医的传统理论，肾乃五脏之一，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充满神秘感的器官。孙逸仙到底能不能在这禁地上顺利开刀，为全澳门的中国人争一口气呢？即使是与二伯公一家毫不相关的市井小民，也不由得寄与极大的关注。
时钟当当地打过九点，整座镜湖医院都笼罩在一片异乎寻常的肃穆中。在这座典型的中国古祠堂式的建筑物里，无论是候诊室、院旁的通道、甚至院门外，都挤满了各种职业、各种服饰、怀着各种心情前来的人。
而在手术室里，那种极度的紧张，简直令空气也停止了流动。孙逸仙正在手术前的最后准备，尚未露面。躺在轮床上的患者，已由护士小姐推送到手术室正中。镜湖医院的总理们，远远地环坐在手术台周围。二伯公拼死拚活也要进来，却被老街坊搂住，拦在门外，怕阿成万一有什么好歹，老人家受不了刺激。
突然，通往内室的白门帘无声地抖动了一下，全部的视线立刻朝那儿聚集。门帘掀动处，孙逸仙身穿白罩衣，戴着大口罩、乳胶手套，径直地走过来了。
迈着稳重的步伐，孙逸仙走进了手术室。他那沉着的大将风度，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使得身材矮敦的他，穿上医生的白大褂后，在旁人眼中，显得修长了许多。那英俊而略带清癯的脸，虽然被大口罩遮掉了大半，明亮的眼睛却更具神采，在手术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柔和，给人以一种可把生命付托给他的安全感。
在孙逸仙背后，站着从香港专程赶来、自愿为他当助手的康德黎博士。他们师生俩的关系也真特别，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课堂上，康德黎是孙逸仙的老师；而在另一方面，康德黎却情不自禁地为自己学生的品格所倾倒。多年以后，康德黎是如此向别人解释的，他说，孙逸仙的“天性易于吸引人们注意他，使人们时刻在诊室中或沙场上替他服务，这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内在力量，一种吸引人们愿意亲近他的磁性。”
康德黎主动提出给孙逸仙当助手，一点也不意味着他对孙逸仙不放心。不，对这位得意门生，他认为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此刻，他要看的是孙逸仙如何准确、干脆利落地下刀。那心情，恰似一位艺术家在欣赏另一位艺术家的精心杰作。
围观者屏气息声，注视着孙逸仙以极其熟练的手法，剖腹取肾石……直至手术后在创口上缝合了最后一针。
护士小姐把孙逸仙从病者肾中摘除的结石，用洁白的搪瓷盆盛着，托送到围观的总理们的面前。这枚形如鸡卵的肾石，重一两七钱多！
大喜之下，人们反而有点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才听到从喉咙底发出的压抑不住的欢呼。因为怕惊扰病者，总理席上的声音是压得低低的，就像一筐春蚕在咀嚼桑叶。随着总理等人的鱼贯退出，欢呼声一直从手术室扩散到外边来，越传越响。
杨鹤龄的第一反应便是跑到菜市，斩了半斤烧鹅，买了几样鱼菜，一瓶“玉冰烧”米酒，他要赶回寓所，炒几味拿手的家乡小菜，准备邀孙逸仙痛饮三杯。
一些葡籍医生的密友也夹杂在人群中，听到手术成功的确讯后，他们声息悄然地离开，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失望和沮丧。
二伯公迷惘了许久，这才猛省起来：孙大夫妙手回春，把阿成肚子里的“沙淋”割掉了，他唯一的亲骨肉得救了！
两行欢喜泪从二伯公的老脸上滚下来……
两个月后，澳门当局终于以“只有在葡萄牙学医毕业的人士才能获得医生执照开业”为理由，饬令药房不得为孙逸仙所开的处方配药。孙逸仙于是改赴广州行医……
痛感于“医术救人，所济有限”，“若救国救人，非锄去恶劣政府不可”的孙逸仙，从此“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医国事业”。
孙逸仙暂且放下惯用的医用手术刀，满怀信心拿起了另一把他暂时还不熟悉的武装起义的“利刀”，他要向在中国土地上孳生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的毒瘤开刀了！
2. 孙中山的故事
跟许多农家孩子一样，孙中山在童年时就得上山砍柴，年龄稍大一点时，就下田插秧除草，有时还跟他的外祖父出海捕鱼。7岁时进私塾读书，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等中国古书，同时练习毛笔字。10岁他入陆家祠堂，学四书五经。孙中山勤奋求学，成绩突出。11岁时，他常在屋子门前大榕树下，听太平天国老兵讲述太平军抗清的故事。满清腐败，人民群起反抗的事深植在他小小的心灵中。在乡间，他看到女子被强迫缠足的痛苦，看到奴婢被主人随意毒打的残酷，看到乡人聚赌的沉沦，看到官兵欺压良民的野蛮他感到非常伤心和愤怒。他萌起了要到外面世界看看的念头。
孙中山先生(后排，左五)全家福
1879年，13岁的孙中山随母亲乘轮船到檀香山去找他大哥。他们乘坐的是一艘名“格兰诺克“号的 两千吨级的铁壳英国轮船。在轮船的甲板上望着浩瀚的大海，“始见轮船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 之心，穷天地之想”。自此，孙中山感受到机器的威力和西方科技的发达。
抵达檀香山后，孙中山先进入教会学校意奥兰尼中学就读，三年后肄业，英文成绩为全班之冠。夏威夷王 加剌鸠(David Kalakaua) 亲自颁奖。1883年正月，再到夏威夷最高学府奥阿厚学院读预科班，半年后肄业，当时孙中山未满17岁 。
大哥孙眉怕孙中山洗礼成为基督教徒，于是终止他在奥阿厚学院的学业，命他回国。1883年6月，孙 中山乘坐轮船回返中国。轮船进入中国海域后，就遇到清朝税吏的勒索，孙中山进一步感受到清朝的腐败 。他回到翠亨村后，看到的还是一个苛捐杂税的的中国。村民保守，私塾教学仍然沿袭旧规，背诵强记， 很少有心智的启迪。孙中山在翠亨村时，常常和孩子们讲述太平天国、拿破仑和华盛顿的革命事迹。有一 天，他和陆皓东带着一群小孩出去游玩时，经过北极殿，见到许多人在那儿跪拜。他走上前去，将神像的 手折断。引起村民极大的不满。孙达成老先生为了息事宁人，拿出十两银子来修复神像。孙中山见在家乡 呆不下去，于是到香港继续求学。
鲁迅
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长。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
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她生得黄胖而矮，“长”也不是形容词。又不是她的名字，记得她自己说过，她的名字是叫作什么姑娘的。什么姑娘，我现在已经忘却了，总之不是长姑娘；也终于不知道她姓什么。记得她也曾告诉过我这个名称的来历：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一个女工，身材生得很高大，这就是真阿长。后来她回去了，我那什么姑娘才来补她的缺，然而大家因为叫惯了，没有再改口，于是她从此也就成为长妈妈了。
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我可只得说：我实在不大佩服她。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切切察察”有些关系。又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闻。
“长妈妈生得那么胖，一定很怕热罢？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罢？……”
母亲听到我多回诉苦之后，曾经这样地问过她。我也知道这意思是要她多给我一些空席。她不开口。但到夜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一条臂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
但是她懂得许多规矩；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可以随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然而她进来，又将一个福橘放在床头了。
“哥儿，你牢牢记住！”她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么？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橘。”她又拿起那橘子来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流流……。”
梦里也记得元旦的，第二天醒得特别早，一醒，就要坐起来。她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将我按住。我惊异地看她时，只见她惶急地看着我。
她又有所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我忽而记得了——
“阿妈，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恭喜恭喜！”她于是十分欢喜似的，笑将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忽而记得，这就是所谓福橘，元旦辟头的磨难，总算已经受完，可以下床玩耍去了。
她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例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拣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此外，现在大抵忘却了，只有元旦的古怪仪式记得最清楚。总之：都是些烦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
然而我有一时也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她常常对我讲“长毛”。她之所谓“长毛”者，不但洪秀全军，似乎连后来一切土匪强盗都在内，但除却革命党，因为那时还没有。她说得长毛非常可怕，他们的话就听不懂。她说先前长毛进城的时候，我家全都逃到海边去了，只留一个门房和年老的煮饭老妈子看家。后来长毛果然进门来了，那老妈子便叫他们“大王”，——据说对长毛就应该这样叫，——诉说自己的饥饿。长毛笑道：“那么，这东西就给你吃了罢！”将一个圆圆的东西掷了过来，还带着一条小辫子，正是那门房的头。煮饭老妈子从此就骇破了胆，后来一提起，还是立刻面如土色，自己轻轻地拍着胸埔道：“阿呀，骇死我了，骇死我了……。”
我那时似乎倒并不怕，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我不是一个门房。但她大概也即觉到了，说道：“象你似的小孩子，长毛也要掳的，掳去做小长毛。还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掳。”
“那么，你是不要紧的。”我以为她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况且颈子上还有许多炙疮疤。
“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处？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夜间的伸开手脚，占领全床，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应该我退让。
这种敬意，虽然也逐渐淡薄起来，但完全消失，大概是在知道她谋害了我的隐鼠之后。那时就极严重地诘问，而且当面叫她阿长。我想我又不真做小长毛，不去攻城，也不放炮，更不怕炮炸，我惧惮她什么呢！
但当我哀悼隐鼠，给它复仇的时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了。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么也莫名其妙，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珠兰的枝条上，枝折了，还要愤愤地咒骂道：“死尸！”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制艺和试帖诗，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看见过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他说给我听，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那里了。
很愿意看看这样的图画，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寻找，他是很疏懒的。问别人呢，谁也不肯真实地回答我。压岁钱还有几百文，买罢，又没有好机会。有书买的大街离我家远得很，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间去玩一趟，那时候，两家书店都紧紧地关着门。
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但一坐下，我就记得绘图的《山海经》。
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向来没有和她说过的，我知道她并非学者，说了也无益；但既然来问，也就都对她说了。
过了十多天，或者一个月罢，我还记得，是她告假回家以后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
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
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
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
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图象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确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
此后我就更加搜集绘图的书，于是有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又有了《点石斋丛画》和《诗画舫》。《山海经》也另买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画，字是红的，比那木刻的精致得多了。这一部直到前年还在，是缩印的郝懿行疏。木刻的却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失掉了。
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