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窥故事

A. 我们为什么爱偷窥

彭砺青图书馆馆员，香港
现代社会一个无可避免的特征，就是人们无法逃避偷窥经验的公开化，这也让人忘记了“偷窥”(peeping)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其实，它来自中世纪早期英国考文垂的传说。相传某领主横征暴敛，其妻子戈黛娃(Godiva)遂以裸身骑马在城内游行，以劝服丈夫采取轻徭薄税。据说，当时规定平民百姓在戈黛娃游行期间关门闭窗，不许偷窥，裁缝汤姆在匙孔内偷窥，就瞎了眼。这则故事就成为“偷窥狂”(PeepingTom)一词的来源，而peep这个字也意味着从匙孔中偷看。戈黛娃的故事说明了，在上古至中世纪社会，对于淫秽事物的禁忌固然与神圣有某种微妙关系，它不许世俗平民随便接触，否则必遭天谴。
偷窥与暴露狂的关系
相对于英语的PeepingTom，voyeur这个法语名词虽然意思相近，后者本来却泛指“观看者”，没有民间传奇的神秘色彩。窥视者与表现欲(或译暴露狂，exhibitionism)连结成一种朝向对方存在的共生关系，透过网络制度，两者轩轾难分。其实，它与人际交往和沟通有点关系，网络世界为窥视与表现欲提供平台。在精神分析的角度上，表现欲源自性倒错，但它也是一种自我欣赏，亦透过被观看而获得快感，也藉此从他人眼睛里反映的自己，来满足观看自己的欲望。至于窥视这种行为，则向我们展示了“观看”背后的其中一种动机，观看的欲望将不会因为被满足而止息，因为一旦欲望的禁忌被打破，将永无止境。
然而在现代世界，当个人从宗教社会秩序中解放出来，每个人都成了自己命运和肉体的主宰，不单这种禁忌与神圣解除了关系，这种禁忌更透过个人权利与个体紧密地束缚在一起。在近几十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出现了一种内向开放的个体间私密虚空间，虚拟身份的对话并不反映出真实世界的话语情境，人们反而依照一套习惯术语而不是个性语言来交谈。渐渐地，人们发现互联网空间并非自由发言的处女地，它只不过开辟了一片新的集体领域，新的习性和禁忌主导了交谈或言论。这些习性，亦包括他们基于私密性开始在虚空间里分享个人私隐，尤其是在现实世界被视为敏感(如公开个人资料或挑战社会道德)的题材。
就社会禁忌来说，裸体并不是全新事物，然而在个人权利和虚空间的影响下，裸体被赋予了另一种性质。在身份显露的现实世界中，裸照广为流传对当事人来说是一种羞辱。但在身份隐藏起来的虚拟空间，人们出于匿名的保护，主动发布自己的裸照，并乐于被很多人看见，网民们因为表现欲的行径而颂扬这些“自我表现者”。另外，这种自我表现者既受匿名身份保护，又因为网民对自我表现行为的颂扬而成为网络明星。不过，网络世界的匿名背后隐藏着真实世界暗角里的窥视者，当两个世界以震荡的方式连接时，如出位表现欲或出位言谈被广为流传，因而激发“人肉搜索”的揭露甚至丑化。这种个人自由在虚拟世界的泛滥又转回来侵犯了个人隐私，这真是一种吊诡的现象。
从真暴露到假暴露
尼兹维奇《我爱偷窥》这本书试图列举网络世界中与偷窥有关的林林总总的现象，并剖析这些曾流行于美国本土的网络事件，以探讨这些事件背后的“窥视”本质。尼兹维奇是这类网络的资深管理者，深谙其中操作逻辑，但他不要讨论的媒体不限于网络，也包括电视上的真人秀节目。其实，由期待窥视而萌生的表现欲，因为表现者欲成为明星的强烈欲望，加上电视台等媒体的收看率考虑，而迅速变质成为造假的表演。这无疑是我们对真实体验的期许所诱发的，其结果却与这种期许有极大落差。
尼兹维奇在书中讨论不少表现欲个案，例如一位化名派美(Padme，《星球大战》女主角的名字)的女子，在网络上公开自己露屁股、自慰和替丈夫口交的照片，因而点击率高达百多万。然而这位派美无意成为A片女星，这位普通的在职女性只是想被注意而已。这位派美就像许多上载裸照的女性一样，不露面，靠匿名来保护自己不受表现欲的副作用影响，不过(一如其他不露面裸照女性)她的博客越成功，就越难维持网络与真实世界间的平衡。
这些例子在真实的虚拟世界中俯拾即是，问题是对问题的洞察有多深，而在这方面，本书作者无疑观察入微，他经常以一针见血的语言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派美的事例令他看到网络世界中的人早已去人性化，他们“把日常生活供给‘系统’，好能声明且重申我们的个体性”。这里的“系统”指网络世界上运作表现欲和窥视的机制，我们不会与它抗争，相反，我们就向它暴露一切，包括我们的身份、生活，我们的体验。“商品化”正是第二章所要讨论的问题。
这些暴露从一开始的时候是“真实”的，当与商业或娱乐事业接触的时候，就变成虚假。这种现象反而反映了“窥视”的需求有多大，娱乐媒体甚至制作各种各样的真人秀节目，以模拟真实来满足其需要。
偷窥与隐私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在“窥视”文化背后，“私隐权”还有多少价值？在第六章，作者从一份问题调查说起，问卷调查员向大学生询问金钱、社交、私隐等项目在对个人重要性的排位，结果发现私隐排位比较后。这反映在人的诸项需要中，私隐不及人际沟通来得重要，我们害怕寂寞，渴望沟通，“人类共通性”(humanuniversals)让人们宁愿牺牲个人私隐也要藉连结感驱走孤独，而这非关金钱与名声。
作者以1604年英国法院“一个人的住家就是他的城堡”的判决作为“私隐权”诞生的年份，这则法律保护拥有城堡又不违反国王法律的公民。到了威廉·皮特当首相的时代，这条英国法律又扩大到屋漏兼逢夜雨的平民百姓，保障贫穷的人不受国王的警察破门而入的干扰。美国立国后，美国政府又为私隐权加上了保障金钱和财产的条件，于是隐私权又与财产和成就挂钩。
(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这些有关私隐权的法律条文，都先假设一个私人空间。然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或社群)已经改变了，居住及生活环境(甚至公私领域)亦已改变，例如上班族长时间与他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天花板下，我们怎样厘定他们的私隐权范围﹖这种厘定原则又能否实施﹖更重大的问题是，对于私隐权的保护仍然敌不过与他人产连结感的诱惑，虽然城堡是安全的，可是城堡的保护就意味着孤独，所以不少人不理私隐被侵犯，也要公开个人私隐，这是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个人主义趋势，将人与人的关系彻底隔离，所以我们要不择手段地寻回人际关系。然而究其实，“窥视”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将我们与他人隔离。当代社会是“透明社会”，但“窥视”和“表现欲”让人越来越丧失真实的自我，网络上建立的关系也无法比拟真实世界的友谊或人际关系，而且“窥视”也更难对他人产生真实的感觉。最令作者忧虑的是与这种文化附生的全球监视技术，这些现代科技已为不少国家政府采用以监视人民的一举一动。
(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纵览全书，作者承认“窥视”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现象，但他比一般道德论者提出了更深刻、更矛盾的看法。在第七章(最后一章)，作者对这种文化趋势提出了怀疑的看法，他劝告女儿不要牺牲个人私隐，但保护私隐意味着返回自我的城堡，也错过了见证这种文化出现的机会。全书对“窥视”文化颇多针砭其弊端的批判，但在批判了“窥视”、揭露“私隐权”的脆弱性以后又如何呢？作者无疑以社会、文化等恢宏角度揭示此一看似简单现象背后的复杂意涵，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的答案就是生命中总有一些谜一样的神秘事物，不容分享，面对汹涌的“窥视”文化，我们必须坚持生命中部份事物的谜样性，事实上，有很多经验也无法化简为他人所知晓的模样。当私隐权失落后，我们只有坚持自身有其不可被理解或知觉的特性，这也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