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的故事

❶ 报纸的故事是谁写的

作者孙犁。
孙犁（1913.4.6-2002.7.11）原名孙树勋，曾用笔名芸夫，河北省安平县孙遥城村人。当代著名文学家，中共党员，抗日老战士，被誉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33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研究生。1937年参加工作，任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师，1939年后参加抗日工作，曾任河北抗战学院教官，晋察通讯社、晋察冀边区文联、晋察冀日报社及华北联合大学编辑、教师等职业，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师，《平原杂志》编辑。《孙犁全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孙犁纪念馆”座落在河北省安新县“华北明珠——白洋淀”畔。与赵树理、周立波、柳青被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四大名旦”和“四杆铁笔”。
原文：
报纸的故事
1935年春季，我失业居家。在外面读书看报惯了，忽然想订一份报纸看看。这在当时确实近于一种幻想，因为我的村庄，非常小又非常偏僻，文化教育也很落后。例如，村里虽然有一所小学校，历来就没有想到订一份报纸，村公所就更谈不上了。而且，我想要订的还不是一种小报，是想要订一份大报，当时有名的《大公报》。这种报纸，我们的县城，是否有人订阅，我不敢断言，但我敢说，我们这个区，即子文镇上是没人订阅的。
我在北京住过，在保定学习过，都是看的《大公报》。我失业了，住在一个小村庄，我还想看这份报纸。我认为这是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一些有学问的、有事业心的、有责任感的人编辑的报纸。至于当时也是北方出版的报纸，例如《庸报》等，都是些不学无术的失意的政客们办的，我是不屑一顾的。
我认为《大公报》上的文章好。它的社论是有名的，我在中学时，老师经常选来给我们当课文讲。通讯也好，还有赵望云的风俗画。最吸引我的还是它的副刊，它有一个文艺副刊，是沈从文编辑的，经常刊载青年作家的小说和散文。还有“小公园”，还有艺术副刊。
说实在的，我是想在失业之时，给《大公报》投稿，而投了稿子去，又看不到报纸，这是使人苦恼的。因此，我异想天开地想订一份《大公报》。
我首先把这个意图和我结婚不久的妻子说了说。以下是我们的对话实录：
“我想订份报纸。”
“订那个干什么？”
“我在家里闲着很闷，想看看报。”
“你去订吧。”
“我没有钱。”
“要多少钱？”
“订一月，要三块钱。”
“啊！”
“你能不能借给我三块钱？”
“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我哪里来的钱？”
谈话就这样中断了。这很难说是愉快，还是不愉快，但是我不能再往下说了。因为我的自尊心确实受了一点损伤。是啊，我失业在家里待着，这证明书就是已经白念了。白念了，就安心在家里种地过日子吧，还要订报。特别是最后一句：“我哪里来的钱？”这对于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我，确实是千钧之重的责难之词！
其实，我知道她还是有些钱的，作个最保守的估计，可能有十五元钱。当然她这十五元钱，也是来之不易的。是在我们结婚的大喜之日，她的“拜钱”。每个长辈，赏给她一元钱，或者几毛钱，她都要拜三拜，叩三叩。你计算一下，十五元钱，她一共要起来跪下，跪下起来多少次啊。
她把这些钱，包在一个红布小包里，放在立柜顶上的陪嫁大箱里，箱子落了锁。每年春节闲暇的时候，她就取出来，在手里数一数，然后再包好放进去。
在妻子面前碰了钉子，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向父亲要，父亲沉吟了一下说：“订一份《小实报》不行吗？”
我对书籍、报章，欣赏的起点很高，向来是取法乎上的。《小实报》是北平出版的一种低级市民小报，属于我不屑一顾之类。我没有说话，就退出来了。
父亲还是爱子心切，晚上看见我，就说：“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集上多粜一斗麦子也就是了。长了可订不起。”
在镇上集日那天，父亲给了我三块钱，我转手交给邮政代办所，汇到天津去。同时还寄去两篇稿子。我原以为报纸也像取信一样，要走三里路去自取。过了不久，居然有一个专人，骑着自行车来给我送报了，这三块钱花得真是气派。他每隔三天，就骑着车子，从县城来到这个小村，然后又通过弯弯曲曲的，两旁都是黄土围墙的小胡同，送到我家那个堆满柴草农具的小院，把报纸交到我的手里，上下打量我两眼，就转身骑上车走了。
我坐在柴草上，读着报纸。先读社论，然后是通讯、地方版、国际版、副刊，甚至广告、行情，都一字不漏地读过以后，才珍重地把报纸叠好，放到屋里去。
我的妻子好像是因为没有借给我钱，有些过意不去，对于报纸一事，从来也不闻不问。只有一次，她带着略有嘲弄的神情，问道：“有了吗？”
“有了什么？”
“你写的那个。”
“还没有。”我说。其实我知道，她从心里是断定不会有的。
直到一个月的报纸看完，我的稿子也没有登出来，证实了她的想法。
这一年夏天雨水大，我们住的屋子，结婚时裱糊过的顶棚、壁纸，都脱落了。别人家，都是到集上去买旧报纸，重新糊一下。那时日本侵略中国，无微不至，他们的报纸，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都倾销到这偏僻的乡村来了。妻子和我商议，我们是不是也把屋子糊一下，就用我那些报纸，她说：“你已经看过好多遍了，老看还有什么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下数块钱，你订报的钱，也算没有白花。”
我听她讲的很有道理，我们就开始裱糊房屋了，因为这是我们的幸福的窝巢呀。妻刷浆糊我糊墙。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登着广告的糊在顶棚上。
这样，在天气晴朗，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所喜爱的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