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四級片割吊的名字

❶ 李四光的故事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於湖北省黃岡縣一個貧寒人家。他自幼就讀於其父李卓侯執教的私塾，14歲那年告別父母，獨自一人來到武昌報考高等小學堂。在填寫報名單時，他誤將姓名欄當成年齡欄，寫下了「十四」兩個字，隨即靈機一動將「十」改成「李」，後面又加了個「光」字，從此便以「李四光」傳名於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學習成績優異被選派到日本留學。他在日本接受了帶有漢民族主義的反滿革命思想影響，成為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中年齡最小的會員，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己任。孫中山贊賞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紀這樣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氣。」還送給他八個字：「努力向學，蔚為國用。」

1910年，李四光從日本學成回國。武昌起義後，他被委任為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後又當選為實業部部長。袁世凱上台後，革命黨人受到排擠，李四光再次離開祖國，到英國伯明翰大學學習。1918年，獲得碩士學位的李四光決意回國效力。途中，為了解十月革命後的俄國，還特地取道莫斯科。

從1920年起，李四光擔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擔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後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會長。他帶領學生和研究人員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跡遍布祖國的山川。他先後數次赴歐美講學、參加學術會議和考察地質構造。

1949年秋，新中國成立在即，正在國外的李四光被邀請擔任政協委員。得到這個消息後，他立即做好了回國准備。這時，倫敦的一位朋友打來電話，告訴他國民黨政府駐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開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政協委員職務，否則就要被扣留。李四光當機立斷，隻身離開倫敦來到法國。兩星期之後，李夫人許淑彬接到李四光來信，說他已到了瑞士與德國交界的巴塞爾。夫婦二人在巴塞爾買了從義大利開往香港的船票，於1949年12月啟程秘密回國。

回到新中國懷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後擔任了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全國科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他雖然年事已高，仍奮戰在科學研究和國家建設的第一線，為我國的地質、石油勘探和建設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1958年，李四光由何長工、張勁夫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一個民族民主主義者成為共產主義戰士。60年代以後，李四光因過度勞累身體越來越差，還是以巨大的熱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預測、預報以及地熱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歲。
李四光的最大貢獻是創立了地質力學，並以力學的觀點研究地殼運動現象，探索地質運動與礦產分布規律，新華夏構造體系的特點，分析了我國的地質條件，說明中國的陸地一定有石油。從理論上推翻了中國貧油的結論，肯定中國具有良好的儲油條件。毛澤東、周恩來在認真聽取了匯報後，支持了他的觀點，並根據他的建議，在松遼平原、華北平原開始了大規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親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時間里，先後發現了大慶、勝利、大港、華北、江漢等油田，為中國石油工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從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勘探部門相繼找到了大慶油田、大港油田、勝利油田、華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國家建設急需能源的時候，使滾滾石油冒了出來。這樣，不僅摘掉了「中國貧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獨創的地質力學理論得到了最有力的證明。

李四光

「科學救國」

北京西郊地質力學研究所的東邊，有一條又長又窄的小路，人稱「李四光路」，因為李四光生前每天都要在這條小路上散步而得名。

今天，這條小路已被加寬變得熱鬧起來，但是，李四光的形象卻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中，他一生所走過的漫長而曲折的道路仍給人們許多啟示……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黃風縣張家灣一個貧寒的家庭里，原名李仲揆。

李四光在農村生活了近14個年頭。從五六歲起，他就在父親教書的私塾里讀書，還要幫著母親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艱苦的生活培養了他刻苦奮斗的精神和倔強的性格。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之後，洋務派興起，湖北辦起了許多新學堂，以講新學而標新立異。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隻身前去投考，以優異成績被錄取。

在新學堂里，他如飢似渴地學習新知識，由於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選作官費留學生，送到日本學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過了7年，在那裡，他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同盟會。

李四光回國後第二年，辛亥革命爆發，他參加了漢口的保衛戰，作為新被任命的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他親自組織碼頭工人和人力車夫運軍火、上前線。隨後，他被選為湖北軍政府實業部部長。正當李四光准備大幹一番事業之時，辛亥革命失敗了。他發憤專心於科學技術的研究，走「科學救國」之路。他去英國留學，先是學采礦，以後轉到地質。他祈盼著有一天，得見政治清明之世，為祖國貢獻自己的青春和熱血。

留學生活並不輕松。為了維持不斷上漲的學費，李四光假期到礦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學的6年裡，他不僅專業學習成績優秀，而且熟練地掌握了英語，先後獲得了學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畢業後，他婉言拒絕了一家礦山的高薪聘請，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請，回到祖國，在北京大學地質系擔任教授。

第四紀冰川的發現

李四光到北大地質系後，主講岩石學和高等岩石學兩門課程，他以嚴謹的冶學作風贏得了學生的尊重。他經常帶學生到野外進行實地教學，邊看邊講。一個山頭、一個溝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縫，他都不放過。學校經費不足，他帶領學生白手起家搞建設，將學習環境收拾得十分雅靜。

在教學的同時，他對研究工作也不放鬆，他一生中在地質學方面的主要貢獻，如古生物蜒科的鑒定方法、中國第四紀冰川的發現和地質力學的創立，都是在這期間開始的。在研究過程中，他從不為已有的觀點和學說所束縛，而是按照自然規律，去尋找尚未被人們認識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斷提出創造性的見解，並敢於向一些舊觀點提出挑戰。

例如，從19世紀以來，就不斷有德國、美國、法國、瑞典等國的地質學家到中國來勘探礦產，考察地質。但是，他們都沒有在中國發現過冰川現象。因此，在地質學界，「中國不存在第四紀冰川」已經成為一個定論。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間，就在太行山東麓發現了一些很像冰川條痕石的石頭。他繼續在大同盆地進行考察，越來越相信自己的判斷，於是，他在中國地質學會第三次全體會員大會上大膽地提出了中國存在第四紀冰川的看法。到會的農商部顧問、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輕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為了讓人們能接受這一事實，他繼續尋找更多的冰川遺跡。10年以後，他不僅得出廬山有大量冰川遺跡的結論，而且認為中國第四紀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並且可劃為三次冰期。

當李四光的這個學術觀點再次在全國地質學會上發表以後，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廬山辯論。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中國的科學家低人一等，外國學者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帶著民族主義和種族歧視情緒到中國來的。因此，盡管大量事實擺在眼前，幾位外國學者並沒有改變他們的觀點。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黃山考察，寫了「安徽黃山之第四紀冰川現象」的論文，此文和幾幅冰川現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學者的注意，德國地質學教授費斯曼到黃山看罷回來贊嘆道：「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發現。」李四光十多年的艱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國科學家的公開承認。可是，他知道，這還遠遠不夠，他乾脆把家搬到廬山上，又在廬山腳下建立了一個冰川陳列館，起名叫「白石陳列館」（後被國民黨海軍炸毀）更深入細致地進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關於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廬山》中得到全面闡述。可惜由於抗戰爆發，這部書10年後才得以出版。

回國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應蔡元培的約請，離開北京南下，主持地質研究所的籌建工作。1928年1月，地質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擔任所長。搞地質研究常常要餐風飲露，條件十分艱苦。況且剛剛成立的研究所經費少，設備缺，甚至沒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戰期間，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盡奔波輾轉之苦。那時，他抽的是用草紙做的煙，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們始終沒有放棄地質研究。由於生活的艱辛和工作的勞累，他患了心絞痛和肺結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從上海啟程赴倫敦，參加第18屆國際地質學會，他的夫人許淑彬也一同前往。會後，他們在英倫三島上又住了一年，一面養病，一面觀察國內外時局的發展。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維護和平大會。出國前，郭沫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給李四光帶了一封信，請他早日回國。看了這封由郭沫若領頭簽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動。新中國就要屹立於世界的東方，自己的本領可以施展，抱負可以實現了。他積極奔走起來，准備盡快返國。可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從英國到遠東的客輪船票要一年前預訂，歸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調養身體，一面把科研方面遺留的事情辦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著起程的日期。一天，倫敦的一個朋友給李四光打來電話，告訴他，國民黨駐英大使館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開發表一個聲明，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拒絕接受人民政協給他的全國委員的任命，否則就有被扣留的危險。

事情緊急，李四光當機立斷。他拿起一隻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備從那裡渡過英倫海峽，先到法國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寬闊且多風浪，是偏僻的貨運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會從這里渡海，因而能避開國民黨特工人員的追蹤。臨行前，他提筆給駐英大使寫了一封信，讓許淑彬兩天後寄出。第二天，國民黨駐英大使館果然派人來找李四光，許淑彬機警地對來人說，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兩天以後，許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我多少年來日思夜想的理想國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是我竭誠擁護的政府。我能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委員，我認為是莫大的光榮。我已經起程返國就職。他還規勸這位大使脫離禍國殃民的國民黨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國的懷抱……

兩星期後，許淑彬收到李四光的來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與德國交界的巴塞爾，便立即前去會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終於到了北京。這一年他60歲，但是他覺得，新的生活才剛剛開始。

新中國的誕生，揭開了李四光科學事業嶄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地質部部長和科聯主席。

他認真學習了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等著作，努力用辯證唯物主義指導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論學習，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決心扔掉那些舊日留下來的包袱，……達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國的地質事業中去，兢兢業業，鞠躬盡瘁。在他的具體領導下，我國的地質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績；1958年，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端的日子裡，毛主席、周總理就詢問過李四光：我國天然石油這方面遠景怎麼樣？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個鑽井隊，在陝北膚施一帶，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萬美元，因收獲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布萊克威爾德來到中國調查地質，寫了 《中國和西伯利亞的石油資源》一文，下了「中國貧油」的結論。從此，「中國貧油論」就流傳開來。但是，李四光根據自己對地質構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敗，並不能證明中國沒有油田可辦。」以後他在《中國地質學》一書中，又一次提出：新華夏構造體系沉降帶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經濟價值的沉積物」。這個沉積物講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樂觀地回答了國家領導人的提問：「我們地下的石油儲量是很大的。從東北平原起，通過渤海灣，到華北平原，再往南到兩湖地區，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隊伍開往第一線。在幾年裡，就找到了幾百個可能的儲油構造。1958年6月，喜訊傳來：規模大、產量高的大慶油田被探明。地質部立即把隊伍轉移到渤海灣和黃河下游的沖積平原。以後，大港油田、勝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繼建成。地質部又轉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淺海海域繼續作戰。

1964年12月，周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起來的大慶油田，是根據我國地質專家獨創的石油地質理論進行勘探而發現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黨和國家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