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典故

Ⅰ 李淵攻取長安之戰有哪些典故

李淵在公元617年的攻取長安之戰，是隋朝末年地主階級內部進行的一場爭權奪利戰爭，也是地主階級代表人物搶奪隋末農民戰爭勝利果實，實現改朝換代的信號。

隋朝末年，由於繁重的徭役和無休止的兵役，民不聊生，紛紛起而反抗，農民起義的烽火遍布全國。在反隋斗爭中，各地起義軍逐漸匯集成翟讓、李密領導的瓦崗軍，竇建德領導的河北起義軍和杜伏威領導的江淮起義軍。三大反隋主力轉戰中原、河北和江淮地區，極大地動搖了隋王朝的統治基礎，造成了隋王朝總體崩潰形勢。在這種形勢下，統治階級內部逐漸形成策劃起兵的新動向，分崩離析，各自尋求出路。公元613年(隋煬帝大業九年)，右僕射楊素之子禮部侍郎楊玄感公開起兵反隋，揭開了統治集團公開分裂的序幕。

公元615年(隋大業十一年)，隋煬帝任命唐國公李淵為河東宣慰大使，留守太原，赴山西鎮壓農民起義。李淵升任太原留守以後，一些關東世族子弟為逃避征遼東兵役，紛紛投靠李淵，河東地方官吏中一些人看到隋朝大勢已去，也和隋朝統治者同床異夢，這些人不斷勸說李淵起兵，建立新的王朝。李淵次子李世民是太原起兵的主要策劃者，晉陽縣令劉文靜向李世民分析當時的形勢說：「現在煬帝遠在江淮，李密圍攻洛陽，各地起義軍不下數萬，在這種形勢下如果有人起來倡呼，取天下易如反掌。太原有許多豪傑，可以集兵10萬，加你所帶的數萬軍隊，乘虛進入關中，號令天下，就可以成就帝業。」於是，李世民就秘密地開始了起兵的准備。李淵與突厥作戰失敗，隋煬帝准備把他召到江都(今江蘇揚州市)治罪，李世民乘機勸說李淵起兵：「現在隋煬帝荒淫無道，百姓困窮，太原城外已是四戰之地，如果你只知道效忠隋朝，那麼既有不能平定農民起義之憂，又有被隋煬帝治罪之懼，恐怕要禍及自身了。不如順民心，興義兵，就能夠轉禍為福。」裴寂、許世緒、武士磺等紛紛勸李淵起兵。在這些人的勸說下，李淵終於下定了起兵反隋的決心。

公元617年(隋大業十三年)夏，李淵命劉文靜假造隋煬帝詔書，偽稱要征發太原、西河(今山西汾陽縣)、雁門(今山西代縣北)等地20至50歲男子，集合到涿郡(今河北涿州市)，東征高麗，搞得人心慌恐，更加劇了反抗隋朝的情緒。接著，李淵派李世民、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人到各地募兵，招集到1萬餘人。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看到李淵招兵買馬，准備告發，殺害李淵。李淵、李世民先發制人，偽稱王威、高君雄引突厥兵入寇，在晉陽宮殺死這二人，史稱「晉陽宮事變」。李淵集團公開起兵後，北聯突厥貴族勢力，依靠關隴、河東地主集團的力量，宣稱尊煬帝為太上皇，擁立鎮守長安的代王楊侑為帝，傳檄郡縣，起兵晉陽。西河郡隋將得知李淵起兵的消息，嬰城拒守。李淵派李建成、李世民率兵攻打西河，並派太原令溫大雅參謀軍事。西河郡兵微將寡，郡丞高德儒閉門守城。李世民身先士卒，與士兵同甘共苦，軍隊秋毫無犯，士民非常高興。李建成僅僅用了9天時間便攻下西河，殺死高德儒。李淵命令開倉賑飢，招募士兵，把軍隊分為三軍，李淵為大將軍，李建成封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統領左三軍，李世民封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統領右三軍，將軍府、都督府各置官屬，成為強有力的軍事機構，力量更加壯大。

李淵在太原起兵後，命其子李元吉率軍留守太原，他自己親率軍3萬，在西突厥的協助下，向長安進發。長安代王楊侑派虎牙郎將宋老生、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抵禦李淵。李淵南下逼近霍邑(今山西霍縣)，正趕上連雨，軍隊缺乏糧食，李淵、裴寂准備返回太原，李世民哭諫，他說：「現在正是收獲季節，田裡到處都是菽谷，何必擔心糧食不夠？如果遇到抵抗就班師撤兵，恐怕將士解體，大勢已去。」李建成支持李世民的主張，也反對退兵太原，李淵才同意與隋軍在霍邑交戰。戰斗開始之前，李淵、李建成在城東列陣，李世民在城南列陣，太原兵初戰不利，李世民從城南率騎兵直沖隋將宋老生陣，背後夾擊隋軍。李淵與李世民合擊，隋軍腹背受敵，頓遭慘敗，宋老生被殺，霍邑被攻克。隨後李淵相繼攻克臨汾郡和絳郡(今山西臨汾市和新絳縣)，進逼龍門(今山西河津縣西北)，關中勢力最大的一支武裝孫華和馮翊(今陝西大荔縣)太守蕭造投降李淵。

公元617年秋，李淵率兵圍攻河東(今山西永濟縣)，隋將屈突通固守，久攻不克。裴寂認為應不惜任何代價攻下河東，然後再進入關中。李世民則認為，兵貴神速，應該直搗關中。這兩種意見都有道理，如果不消滅屈突通而直接入關，那麼前面有長安隋軍，後面有屈突通援兵，李淵會腹背受敵；如果老師疲兵圍攻河東，關中隋軍就有充分時間組織有效抵抗，會失去戰機。李淵權衡兩種意見，各取其長，分兵兩路，留諸將圍攻河東，牽制屈突通，自己率領李建成、李世民大軍攻取長安。李淵率軍迅速渡過黃河，派李建成扼守潼關，以阻擋關東隋軍，李世民自渭北進入三輔，關中各支武裝紛紛投降李淵，迅速穩定了關中局勢。是年冬，李淵匯合李建成、李世民、劉弘基之兵20餘萬攻打長安。他下令軍中，不許侵犯隋朝七廟和代王宗室，違令者夷其三族。遂命諸軍攻城，軍頭雷永吉率先登上城頭，京城長安被攻克。李淵在長安迎立代王楊侑為傀儡皇帝，自任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加封唐王，與民約法12條，廢除隋朝苛政，迅速得到了關中地主階級的支持和擁護。公元618年夏，李淵廢掉楊侑，自立為帝，建立唐朝。從歷史發展總的趨勢來看，李淵攻取長安之戰，是有進步意義的。

Ⅱ 與漢字有關的典故，軼事

羅馬皇帝派了一位大使，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按禮儀向孔夫子下跪，請求賜予文字。此時孔夫子正在吃飯，口無二用，無法答復，於是用筷子夾了幾莖豆芽菜放在大使的帽子里。大使帶回羅馬，就成為今天流行全世界的羅馬字母。

另外傳說，西方《聖經》里諾亞方舟的故事，在漢字里早有反映，說漢字的「船」字，左邊的「舟」就是諾亞方舟，而右邊的「八」與「口」，正是諾亞的一家八口。

《韓非子》中有一則不錯的教子故事：曾子的妻子要去市場，兒子哭著要跟去。其妻說：「不要跟去，我回來殺豬給你吃。」妻子一回來，曾子就捕豬要殺。其妻說：「不要殺豬，我是哄騙孩子的。」曾子嚴肅地說：「不能對孩子說謊，孩子不懂事，會跟大人學。你騙他，是教他騙。這樣教育是不行的。」曾子就真的把豬殺了，烹給孩子吃。《呂氏春秋》中有一個三豕涉河的事故。「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巳亥也。』。」原來是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在傳抄時寫錯了。這就成了因字形近似抄寫出現謬誤的典故。這兩則故事提到豬，並未說豬好壞，只是頗有趣味，故不妨一提。還有因與豬某些方面相似的，也會帶上一個豬字。如入葯的真菌植物，有利水滲濕功效的豬苓，因其皮黑作塊似豬糞。又，長江中的揚子鱷，因鼻嘴特長，故俗稱豬婆龍。

Ⅲ 襄樊之戰有哪些典故

南宋末年,權臣賈似道獨擅朝綱,對蒙古推行妥協投降政策。蒙古軍圍攻鄂州的時候,他瞞著朝廷私下與忽必烈簽訂了和約,以換取蒙古軍北撤;而且隱瞞真相,謊報戰功,靠著欺騙過日子。賈似道畢竟做賊心虛,惟恐陰謀敗露,因此極力打擊作戰有功將領,以致將士離心,武備鬆弛,國力日益衰弱。

忽必烈回到北方後,打敗了和他爭奪汗位的阿里不哥(拖雷幼子),登基稱汗,把都城遷至燕京(今北京)。這時他想起了與南宋訂立的和議,遂派信使郝經到臨安,敦促南宋履行和約條款。賈似道為了不使私訂和約的事情敗露,就把郝經扣留,長期軟禁在真州(今江蘇儀征),這給了蒙古以再次大規模南侵的口實。

此後,忽必烈平定山東李壇叛亂,穩定了在中國北方的統治。接著又著手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並擴充軍隊,製造兵器,增修戰船,積極為攻取南宋創造條件。

這時,南宋潼川安撫副使劉整因受上司整治,向朝廷申訴無門,憤然以瀘州十五郡降附蒙古。劉整的叛降,使忽必烈完全了解了南宋的國情虛實,因此下定消滅南宋的決心。

忽必烈總結以往攻宋的戰略得失,認識到要打開攻宋戰爭的新戰局,必須選准用兵突破口,從戰略上改變過去的做法。為此,忽必烈多次召開軍事會議,讓眾將領充分發表意見,獻計獻策。劉整向忽必烈提出:「攻宋方略,宜先從襄陽入手,攻蜀不如攻襄,無襄則無淮,無淮則江南唾手可得。如果攻下襄陽,浮漢入江,則南宋可平。」忽必烈採納了劉整的建議,制定出以主力進攻襄樊,扼制長江中游,實施中間突破,然後順江東下、直取臨安的戰略方針。

忽必烈選擇襄樊這塊戰略要地作為進攻南宋的突破口,正擊中了南宋的要害。襄樊地處南陽盆地南端,西鄰關陝,東達江淮,南通荊湖、巴蜀,北距三都,為鄂、豫、陝交通要沖。樊城居漢水北,襄陽在漢水南,兩城隔水相對,互為犄角,地形險要,易守難攻,是扼守長江的屏障。忽必烈出兵前,按劉整的建議,用玉帶賄賂依附賈似道的鄂州帥呂文德,以置榷場互市為名,秘密在樊城外的鹿門山修築堡壘,建立了進圖襄樊的第一個據點。

蒙古至元四年(宋咸淳三年,1267年)冬,忽必烈以南宋扣留郝經為借口,命阿術為主帥,劉整為副帥,備師進攻襄樊,同時出兵川蜀、淮西,配合中路進攻。南宋派呂文德的弟弟呂文煥知襄陽府兼京西安撫副使,以重兵防守,兩軍在襄陽城下對峙。忽必烈向阿術下達圍城阻援、先困後攻的作戰指導方針。

阿術軍在忽必烈的授意下,開始在襄陽外圍構築長圍,用壘寨連接起來,以阻止城內宋軍出擊;又派重兵於鹿門山和襄陽西邊的萬山,以斷宋軍糧道;接著在萬山、白河口(襄陽南)漢水中立柵,切斷宋軍沿漢水增援的道路,又在德安(今湖北安陸)、京山(今湖北京山東)等地集結兵力,牽制和分散宋軍增援部隊,保障對襄陽的長期圍困。

蒙古軍雖把襄陽圍得如鐵桶一般,阿術仍然清醒地看到,宋軍在戰略上處於劣勢,但在戰術上卻具有一定的優勢,尤其長於扼守險隘要津和水戰,而蒙軍的弱點也恰恰在於水軍力量不足。於是,他建議忽必烈增強圍城水軍的力量。忽必烈吸取蒙哥汗兵敗釣魚城的教訓,採納了阿術的建議,增調戰船五千艘,水兵七萬人,投入襄樊戰場。蒙古軍所築壘寨得水軍之助,如虎添翼,使襄陽守軍陷入了孤城困守的境地。以後的戰斗過程表明,蒙古軍增強水軍力量並投入戰斗,是一個關系戰役全局的戰略性變化。

蒙古至元六年(1269)三月,蒙古軍又包圍樊城,宋京湖都統制張世傑率兵救援,結果在赤灘浦被阿術軍打敗。七月,宋沿江制置副使夏貴乘漢水暴漲之幾率舟師援襄,在虎尾洲遭到蒙古水軍重創。殿前副都指揮使範文虎以舟師支援,在灌子灘又為閱術軍所敗。宋軍幾次入援失敗,使得襄、樊兩城的守軍處境更加困難。蒙古派劉整在襄樊前線就地建造戰艦,操練水軍;又用張弘范議,加強襄樊外圍城柵,襄樊與外地的水陸交通全部斷絕。襄陽守將呂文煥只能以小漁船渡漢水窺伺軍情。他的哥哥呂文德沒想到自己當初因貪小利,給朝廷和自己的親屬帶來這么大的災禍,悔恨不已,背發毒疽而死。

呂文德死後,南宋另派在兩淮抗擊蒙古軍有功的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使,繼續督師進援襄樊。但賈似道怕李庭芝打了勝仗,再立戰功於己不利,命自己的女婿、親信範文虎從中進行牽制,不聽李庭芝的約束。範文虎以賈似道為靠山,相互勾結,整日在營中與妓妾嬉戲飲樂,根本不以襄陽告急為意。他推託未得朝廷命令,拒不出兵。

呂文煥得不到救援,只好率襄陽守軍萬餘人出擊突圍,進攻襄陽西面的萬山堡,結果被蒙古軍擊敗,被迫又退入城中。在看不到南宋援兵的艱苦情況下,襄、樊兩城軍民利用江面上的一座浮橋相互支援,共同堅守。他們拆房屋作柴燒,縫鈔幣當衣裳,絲毫沒有動搖守城的決心。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稱帝,改國號為「大元」。在南宋朝野的一片呼籲下,範文虎不得已總統殿前司兩淮諸軍援襄。阿術率萬戶阿剌罕等與範文虎軍在湍灘交戰,大敗宋軍。六月,範文虎又率舟師十萬、戰艦一千餘艘,進至鹿門。這時漢水暴漲,阿術率諸將迎擊,分水軍為四翼,先以輕舟投入戰斗,再以大船進擊,追宋軍到水淺處,俘獲南宋戰艦百餘艘,宋軍再次大敗,範文虎乘著夜色逃走。

範文虎兩次援襄失敗後,李庭芝不得已決定組織一支敢死隊,進行一次冒死沖擊元軍防線、入援襄樊的嘗試。

襄陽西北的均州(今湖北均縣)、房州(今湖北房縣)山區人民,屢遭元軍擄掠,保衛鄉土、援救襄陽的要求十分強烈。李庭芝就在這兩處招募民兵三千人,並製造輕船,以民兵勇將張順、張貴為都統,在均州上游水峪加緊訓練,進行入援准備。

至元九年(1272)五月,三千人敢死隊在張順、張貴的率領下,趁漢水上漲之機,乘船百艘,滿載布帛、食鹽等物資溯流入援襄樊。敢死隊沿途斬斷元軍布設的鐵索、木樁,轉戰120里,沖破重重封鎖。張順在途中身中四槍六箭,不幸戰死。最後這支援軍終於在張貴的帶領下到達襄陽城下。

城中斷絕外援已久,軍民們聽說援軍到了,民心士氣為之大振。為了長久解決襄樊的物資困難,張貴建議聯絡新郢(今湖北鍾祥西南)的交通。他派了兩名擅長潛水的勇士,帶著蠟書,冒著生命危險突破封鎖,到新郢與範文虎聯系,範文虎答應約期派兵夾擊元軍。九月,張貴率民軍按期舉炮發舟出戰,但不幸的是有個敗類離軍叛逃,泄露了張貴的突圍計劃。元軍加強防備,張貴率軍奮力死戰,終於到達與範文虎約定會師的地點。可他萬萬沒有想到,怯懦的範文虎竟然違約退兵,使元軍搶先佔據了龍尾洲,以逸待勞。張貴孤軍奮戰,所率勇士全部戰死,張貴最後也因傷重被俘壯烈犧牲。此後,襄樊同外界的一切聯系又完全斷絕了。

元軍包圍襄樊前後達五年之久,卻久攻不下,不得不調整戰略部署,改變戰法。元將阿裏海牙在分析了攻守形勢後上奏忽必烈:「襄陽之有樊城,猶齒有唇。宜先攻樊城,斷其聲援。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忽必烈採納了他的意見,命阿術指揮元軍,劉整、阿裏海牙指揮漢軍,加緊進攻樊城。

元將張弘范向阿術獻計說:「若從陸路攻樊,襄陽出舟師救援,恐難以得手。只有先截斷江上浮橋,阻其援兵,再水陸夾擊,才能破樊城,那時襄陽就不攻自下了。」阿術認為有理,遂按此計行動,於至元十年(1273)正月,派水軍焚毀了襄陽通往樊城的浮橋,切斷了兩城的聯系。

接著,阿術集中水陸兵力,又調來產自西域的巨炮「回回炮」,向樊城發起總攻。樊城守軍得不到襄陽的支援,於正月十一日城池失陷。樊城守將牛富率兵與元軍展開巷戰,最後身負重傷,投入火中自焚而死。另一位宋將范天順見大勢已去,表示「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在所守之地也自殺身亡。樊城失陷後,呂文煥不斷設法向臨安告急。賈似道蒙蔽宋度宗說,襄陽之圍一定能解,背後卻命令不向襄陽派一兵一卒。二月,元軍從樊城移師直攻襄陽,以「回回炮」攻城。呂文煥見待援無望,又害怕「回回炮」的威力,只好獻城投降。歷時六年的襄樊攻防戰,終於以元軍全取襄樊而告結束。

元軍攻佔襄樊,使蒙、宋三十餘年來對峙的僵局被打破,從而帶來了宋、元戰局的根本性變化。元對宋在戰略上已處於絕對優勢,攻滅南宋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Ⅳ 讓他三尺又何妨的典故出自哪裡呢

六尺巷的故事最為流傳，甚至學生的考題中都常常引用這一段話：

史料記載:張文瑞公居宅旁有隙地，與吳氏鄰，吳氏越用之。家人馳書於都，公批書於後寄歸。家人得書，遂撤讓三尺，故六尺巷遂以為名焉。

令人生疑的是，很多材料並沒有說是哪個史料記載？

後來看到一篇文章說，桐城六尺巷的傳說來自於桐城人姚永朴（1861一1939）的《舊聞隨筆》卷四：

張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與吳氏鄰吳越用之。家人馳書於都公批詩於後寄歸雲：

一紙書來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吳聞之感服亦讓三尺。其地至今名為六尺巷。」

民國二十五年《桐城志略》轉錄了這件事，後來當地人修縣志便以此為真了。

有人考據，張英存世詩集中並沒有讓牆之詩。姚氏的《舊聞隨筆》也沒有寫明出處。不過，桐城六尺巷的故事，幾乎已經是《讓牆詩》流傳最廣背景故事了。

晚清民國時期的趙元禮(1868年-1939年)，在其《藏齋詩話》中，把這個故事的主人公給了明末清初 的山東人賈鳧西：

山東滋陽賈鳧西先生名應龍，曾充交趾大使，前官郎中，時其子在家鄉與鄰家爭牆基，馳書北京，求其致函地方官，意在必爭也。乃先生覆書只二十八字曰：

千里寄書為一牆，讓他三尺又何妨。秦皇枉作千年計，只見長城不見王。

其事遂息，至今傳為佳話。予記其詩後二句是「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未知孰是，然先生之讓德固可傳也。明亡後，先生恥事二姓，佯狂避世以終，尤非尋常人所能及也。

趙元禮，字幼梅，號藏齋，曾任直隸河北高等工業學堂監督， 天津的著名詩人與書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