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秀才賞析
❶ 湯顯祖<牡丹亭 驚夢>全文翻譯
麗娘游園歸來，睏倦了，便伏幾小睡，卻作了個甜美的夢：夢見一個小生，拿著柳枝，向她說道：「小生那一處不尋訪小姐來，卻在這里。
恰好在花園內折取垂柳半枝，姐姐，你既通書史，可作詩以賞此柳乎?」麗娘沒有答話，只是想：「這生素昧平生，何因到此?」小生一笑，唱道：「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兒閑尋遍。在幽閨自憐。」便牽麗娘衣袖，轉過芍葯欄前湖山石邊說話去了。
麗娘怎會在夢中與一素昧平生的人幽會呢？原來一直受封建禮教禁銅的麗娘，沒有人與她說過知心話。與她最親近的母親，看她睡個午覺，也要說不符家教，看她綉對鴛鴦，也不以為然。
麗娘委實寂寞得很，渴望有人關心她同情她，當夢中人說出這「似水流年，如花美眷」八個字時，動魄驚心，怎能不引為知己？以柳枝求題，也不是一般市俗之見，他不是捧來珠光寶氣的首飾，而是分文不值的垂柳枝。
戲里有一折「寫真」，描寫杜麗娘作自畫像，可見她有很高的藝術修養，在她眼裡，藝術價值與實用價值、經濟價值之間並不劃等號，一草一木都可人畫，對金銀珠寶、烏紗玉帶卻看不上眼。在這一點上，他們又有了共同語言。心靈上的相通，在麗娘看來是頭等重要的事，與此人為伴是幸福的，輕輕地一牽，便隨他而去了。
拓展資料
《游園驚夢》小說的最終主題——人生如夢
作者在這篇小說里，苦心經營製造「夢」的意象。夢境和仙境，十分相像，只有一點大異：仙境是永恆的，夢境是短暫的。人類往往不願面對「人生有限」「世事無常」的悲苦事實，卻躲藏入「一切如故」的自欺幻想里。然而，俗語說得好，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今晚竇夫人這棟「上上下下燈火通明，亮得好像燒著了一般」的大樓公館，哪裡持得了多久，轉眼間就會燈火熄滅，燒成灰燼。今晚的錢夫人，就是明天的竇夫人。
小說的主人公藍田玉由一位崑曲藝人一躍成為錢將軍夫人，也曾經風華蹁躚，烜赫一時，「筵席之間，十有八九的主位，倒是她佔先的。」然而這一切都是「從前錢鵬志在的時候」，現在她不過是一個落魄夫人，王謝堂前的燕子，落入了百姓人家。
烜赫與沒落，構成刺激性的對照。對於沒落，是無奈的現實，錢夫人無力去改變，於是就只剩下追憶與懷戀，自己並不能超脫出來，把這一切視若浮雲。竇公館門前兩旁的汽車，大多是公家的黑色小汽車，「錢夫人坐的計程車開到門口她便命令司機停了下來」。
這一細節動作，表現錢夫人還很在意自己的面子，遮掩自己沒落的現實。在筵會中，錢夫人幾次有意識地或潛意識地回憶起自己風華蹁躚時候的場景，與現實的筵會做比照，折射出錢夫人對過去的懷戀。
作者對過去生活的追憶更多的是在心理情感上對故國的眷戀。在這里，故國不僅僅是祖國大陸、舊時家園，而是一種情感，一種對舊時在心理上的認同感、歸屬感。故國更多的是一種心理情感，而祖國大陸、舊時家園只是承載這種情愫的載體。這種情愫，以鄉愁的形式表現出來。
例如，錢夫人總覺得「台灣的衣料粗糙，光澤扎眼，尤其是絲綢，哪裡及得上大陸貨那麼細致，那麼柔熟?」「台灣的花雕到底不及大陸的那麼醇厚，飲下去終究有點割喉的。」這種對台灣的不認同感，並不僅僅得自於錢夫人自己，而是敗走台灣的人的普遍的心理情緒。
比如來台幾十年，竇公館請客仍用上海的廚子，劉副官仍頑固地操著蘇北的口音。這些都是去國之人的鄉愁的整體表現，他們對台灣、對台灣的現狀並沒有認同感、歸屬感，而是頑固地堅持過去的生活（比如票友會），頑固地眷戀著大陸。
這些人在白先勇認為都是一群「流浪的中國人」，他們退走大陸，在台灣又不能融入和歸屬，他們沒有自己的家園，在心理情感上處於漂泊狀態，所以對故國懷有強烈的眷念。白先勇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是有著深刻的認同感的，在《游園驚夢》這部小說里擇取崑曲票友聚會也是有象徵意義的。
在六十年代，作為「中國表演藝術中最精緻最完美的一種形式」的崑曲也已經式微了，受到歐美電影等新興文化的強烈沖擊。小說中堅持喜愛和追憶崑曲這種傳統藝術的，都是一些從大陸敗走的遺民如錢夫人、竇夫人、余參軍等。他們既是政治上的遺民，也是傳統文化上的遺民。
台灣本土的人脫離大陸本土文化的母體，對這些傳統文化並沒有多高的欣賞能力，也就沒有多少眷戀。人心不古作為一種現實，文化遺民們無力去改變，便只有承認，而他們對崑曲的堅持和喜愛，僅僅是對故舊文化的懷念，也是作者文化鄉愁的表現。
我們中國傳統文化，有一個光輝燦爛的過去。可是就因為太講究純美、純粹精神，絲毫不肯接受現實俗世的污染，在今日的平民世界裡，已和一般人的生活幾乎完全脫節，再也無法受到欣賞和了解。
於是人人遺棄古老優美的中國文化，趨奔迎接嶄新通俗的西洋文化，正如清乾隆年間，通俗的「花部」亂彈終於取代了優美的「雅部」崑曲。如此，小說里錢夫人的今昔感觸，以及往日悼念，就有了更深一層的含義，而《游園驚夢》也就變得好像是作者對我們五千年傳統文化的一闕輓歌。
如此，《游園驚夢》小說，從錢夫人個人身世的滄桑史，擴大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貴族文化——的滄桑史。
同樣的暗示含義，亦可引申到社會型態問題上，那就是，影射貴族階級和農業社會的沒落，平民階級和工業社會的騰起，小說結尾，竇夫人問錢夫人：「你這么久沒來，可發覺台北變了些沒有？」錢夫人沉吟了半晌，側過頭來答道：「變多唆。」走到房門口的時候，她又輕輕的加了一句：「變得我都快不認識了——起了好多新的高樓大廈。」
「變」一字，就是這篇小說的中心主題。「起了好多新的高樓大廈」，即比喻工商業社會之興起。我們還注意到，今日宴會里唱《游園》的後起之秀，是徐「太太」，不是徐「夫人」。作者如此暗示：「上流社會」雖然還存在，「貴族階級」卻已隱逝無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