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賞析範文

『壹』 三國志的賞析

《三國志》善於敘事，文筆簡潔，剪裁得當，當時就受到贊許。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寫作《魏書》，看到《三國志》，認為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就毀棄了自己的著作。後人更是推崇備至，認為在記載三國歷史的史書中，獨有陳書可以同《史記》、《漢書》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只有《三國志》一直流傳到現在。南朝人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講：「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國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這就是說，那些同類史書不是立論偏激，根據不足；就是文筆疏闊，不得要領。只有陳壽的作品達到了內容與文字表述的統一。

陳壽畢竟是晉臣，晉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國志》便尊曹魏為正統。在《魏書》中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只有傳，沒有紀。記劉備則為《先主傳》，記孫權則稱《吳主傳》。這是編史書為政治服務的一個例子，也是《三國志》的一個特點。
陳壽雖然名義上尊魏為正統，實際上卻是以魏、蜀、吳三國各自成書，如實地記錄了三國鼎立的局勢，表明了它們各自為政，互不統屬，地位是相同的。就記事的方法來說，《先主傳》和《吳主傳》，也都是年經事緯，與本紀完全相同，只是不稱紀而已。陳壽這樣處理，是附合當時實際情況的，這足見他的卓識和創見。《三國志》總起來說記事比較簡略，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陳壽是三國時人，蜀國滅亡時三十一歲。他所修的《三國志》在當時屬於現代史，很多事是他親身經歷、耳聞目見的，比較真切，按說是有條件搜集史料的。但因為時代近，有許多史料還沒有披露出來；同時，因為恩怨還沒有消除，褒貶很難公允，也給材料的選用和修史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從魏、蜀、吳三書比較來看，《蜀書》僅得十五卷，較魏、吳兩書更簡。這大概是魏、吳兩國的史料多於蜀的原故。陳壽寫《三國志》時，魏國已有王沈的《魏書》，吳國也有韋昭的《吳書》可作參考，這給陳壽搜集史料提供了極大方便。而蜀漢既沒有史官，也沒有現成的史書可借鑒，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難。陳壽費了很大氣力，連一些零篇殘文也注意搜尋，《蜀書》才僅得十五卷之數。《蜀書》中的許多重要人物的事跡，記載都十分簡略，可見蜀漢的史料是相當缺乏的。另外，因為政治上的原因，陳壽也可能舍棄了一些材料，如牽涉到司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寫，只好舍棄了。
《三國志》取材精審。裴松之《三國志注》記漢魏交替之際的表奏冊詔有20篇之多，陳壽在《三國志·文帝紀》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冊命就把這件大事寫出來。對孫策之死，舍棄《搜神記》等書上的妄誕傳說，只記孫策為許貢的刺客所擊殺。這些都反映了他對史實認真考訂，慎重選擇的態度。

『貳』  蘇東坡傳 找一段文字，賞析，好的有懸賞 30

在林語堂筆下的蘇東坡，可謂是幾千年來才一出的奇人，他曾這樣評價過文壇的巨子：「李白，一個文壇上的流星，再剎那之間壯觀驚人的閃耀之後，而自行燃燒消滅，正與雪萊，拜倫相似。杜甫則酷似彌爾頓，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長者，學富而文工，以古樸之筆墨，寫豐厚之情思。蘇東坡則始終富有青春活力。」 「蘇東坡雖然飽經憂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趨溫厚和厚道，並沒變成尖酸刻薄。」

縱觀蘇軾的一生，在才華畢露的背後，幾度升遷的辛酸卻只有他獨自品嘗。他一生為官，一生清廉，一生都在和大文豪，大政治家王安石鬥智鬥法。至於王安石的變法究竟是對是錯，我們暫且不管，但要和當朝的得寵人物，位高權重的宰相相逆而行，用一顆博大的心斗那種善於剪除異己，心胸狹窄的小人，在封建的宋朝，也許真的是需要一番勇氣的。類比蘇子由——蘇東坡的同胞親弟，在才華上，可能不及蘇軾的十分之一，更或是百分之一。但是他一生平平安安，妥妥當當，官職也扶搖直上，最終也能夠安享晚年。說道底，在於蘇軾面對邪惡，面對錯誤，有敢於提出，敢於批評的態度。也許是富貴榮華，安寵榮辱在他看來，只不過是一己的私慾，這是十分卑微的事情，他的人生，他的奮斗目標是定位在百姓生上的，他的雙眼，更多關注的是他們的愉悅或是疾苦。只要他認為變法脫離了實際，與救百姓於水火發生了抵觸，他就要反對到底，甚至於在他管轄的州府里，這些所謂的強國措施他概不搭理。

作者曾經也這樣描述過：「一個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條藝術手法：那就是要多說話，但內容必須空洞。」這很好理解，如果你的存在不會對那些帶頭人物有所威脅，那你就不會引來不必要的麻煩。「高明的官員永遠不說出什麼，但只要否認。高明的官員必須深有休養，長於說『無可奉告』『閣下聽說，誠然不錯！』這樣便大有前途了。第二條，他必須討好朋友。第三條，當特別提防開罪他人。守口如瓶，低聲而斯文，使人高興的竊竊私語，早晚會積勞成疾，因公殉職。」作者說這就是朋黨之爭時政治之中的規則。顯然，蘇軾已一一犯規了，但這並不是他不明白這些「秘訣」，實是因為他的本性就是如此，他的本性就是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更何況這些本性是值得歌頌的。蘇軾就是要做到說話做事都要對得起天地良心。當朝雲產下一個男嬰之時，蘇軾也曾寫到：「惟願我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也許他知道，這許許多多的災禍，全是由於他的才智。但我想，這更是因為他本性中的明辨是非，實事求是到死都未曾泯滅呀！

雖然蘇軾的人生道路上有許多的泥濘，可從他的詩篇，他的文章，以及他的生活見聞中能夠發現，他的人生態度是樂觀，是積極向上的。即使是雙足深陷的時候，他依舊能唱著小調，邀上三五個知心的朋友，享受生活的美好。他為妓女提詩，他和和尚趣談，他為百姓求雨，他四處游歷。蘇東坡的詩詞良篇里，他即能寫出赤壁賦這樣恢弘的文章，也能寫出「天涯何處無芳草」這樣富有深遠意義的詩句。

拿林語堂做結時的話說：「蘇東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個記憶。但是他留給我們的，是他那心靈的喜悅，是他那思想的快樂，這才是萬古不朽的。」用我自己的話說就是：蘇東坡已去，其浩然之正氣，必當永存。

蘇軾傳記的一部力作－－評王水照、崔銘《蘇軾傳》 蘇軾作為中國文化史上罕見的「全能型」天才，加之偉異卓特的人格魅力，對後世之影響非同一般，因此，有關他的論著也非常之多，其中的傳記類著述，據最粗略的統計，現代以來也不下十數種。要說流傳較廣、較為引人注目的或許要數林語堂先生的《蘇東坡傳》（該著有張振玉譯本和宋碧雲譯本兩種）及曾棗庄先生的《蘇軾評傳》。林著不失史實大節而假以小說筆法，主觀性較強；曾著則多客觀性記述，體現出較為嚴謹的學術性格。2000年1月，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著名宋代文學研究專家王水照先生與其弟子崔銘博士合著的《蘇軾傳》，可以說，該著兼采林、曾二氏之長，又塑就自己的個性色彩，為蘇學研究做出了新的貢獻。 首先，這是一部規模空前的蘇軾傳記。以往的此類著述，篇幅不一，少則數千字、幾萬字，多則如林著《蘇東坡傳》，約26萬字，曾著《蘇軾評傳》約23萬字，而此著竟達45萬字，可謂堂廡大開。它前有「引言」，介紹蘇軾生長的蜀中人文環境、家庭文化氛圍與北宋文化大背景，而意在敘說蘇軾孩童時期的生活狀況；後有「結束語」，綰合全書，給蘇軾以總評。正文分為12章，章題既不採用通常見到的以帝王或帝王年號標示時間遞進的方式，也不用一般所說的青年、壯年這類劃分人生階段的字眼，而是按照蘇軾生活、思想、創作、性格、藝術成就等發展變化的自然歷程，將其曲折而又豐富多彩的一生劃分為12年段落，以富於藝術概括力的文字表現出各個生活段落的主旋律，從第一章「奮厲當世雄鷹出」，寫蘇軾初出茅廬、汴京應試，直到末章「皇天後土同悲悼」，寫蘇軾從海南北返、辭別人世。每章之下未設節次，而以數量不等的小標題提示出蘇軾所經歷的主要事件或其行跡、交遊，如第一章第一小標題是「陰差陽錯，蘇軾沒能成為這次科考的狀元」，第五章「柏台霜氣夜凄凄」之第九小標題是「蘇軾在御使台差役的押送下，啟程前往黃州貶所」等等。全書共設小標題140餘個，光看這些小標題，讀者即能大體了解蘇軾的一生。如果說書後的兩個附錄列出生平年表之類與同類著作沒多少區別，本書的「後記」卻有點出人意料。它不是一部著作完成之後作者畫蛇添足般的瑣事雜記，而是主要考證作者與讀者同樣感興趣卻又不太清晰的蘇軾的容貌、身材問題，這實在是這部煌煌大著畫龍點睛的一筆。因此，經過作者的精心設計，全書既提綱挈領，章目分明，又經緯交錯，組織嚴密，猶如一部大交響樂，前有序曲，後有尾聲，中間五音繁會而不紊亂，曲終奏雅而有餘韻，其框架體系的建構顯示出傳記作者相當高超的藝術功力。 其次，這是一部優美生動的關於蘇軾傳記的「信史」，是說書中敘述的種種事件，皆有史料依據，絕不憑空編造。尤其是書中大量引用蘇軾自己的文學作品作為證據，這種第一手材料的運用為該著奠定了真實性的基礎。即使有些故事出自宋人筆記，未必十分可靠，但這類產生於同時代的遺聞逸事，卻仍然保留著真實的時代風氣和風俗習慣，在不完全真實的材料中隱含著相對的真實性和可信性。說它「優美生動」，是說傳記作者文筆優雅、流暢，對於蘇軾所經歷的一切，皆以藝術化的語言，通過對傳主與周圍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人際環境）的關系、人物之間的對白、傳主和生活細節與心理活動等的描繪與分析，將傳主寫「活」，使其形象豐滿。上述兩個方面，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既「堅持無一事無來歷」，又「不主張無一字無來歷」，也就是說，在追求某一事件、情節之時、地、人真實性的同時，允許作一些合乎情理的想像與推演（見《後記》）。這或者也可以說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吧，對於傳記作品而言，這應該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唯其如此，人物傳記才能既不失其「真」，給讀者以歷史的直感，不會變成歷史小說或所謂的「戲說」；又能讓讀者在「感受歷史」的心境中看到富於生命活力的人物形象，得到美的享受，而不是乾枯的歷史資料的排列和堆積。比如，蘇軾在黃州時期的生活，內容豐富，可供選擇的素材很多，也是本書重點敘述的部分之一，作者截取傳主生活中那些最有意義的片段，將其描寫得十分精彩，此不妨留待讀者諸君參看，這里單說蘇軾在密州任所的一段生活吧。過去某些著作只講蘇軾在密州如何勤政愛民、為民請命，如何帶領百姓滅蝗、抗旱，又創作了多少重要作品等，雖然符合史實，卻總覺得只是史料而已。本書自然也寫到這些，但除此之外，作者還寫了蘇軾請任密州的因由；密州的自然環境、人文景觀、生活狀況與杭州的巨大反差；蘇軾心境的落寞乃至沮喪；他又如何重讀《莊子》，開始以一種全新的心態面對並接納密州的生活；還談到他的創作尤其是詞作怎樣邁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步，等等。作者依託史料將這些故事串連起來，雖然文字不多，篇幅不長，讀者卻不僅從中認識了歷史，而且也透過時間的長廊，感知到一個活生生的歷史人物的存在，體察到傳主人生階段上又一次重要的轉折與變化。看來，傳記作者的創作原則確實收到了頗佳的效果。 第三，傳記著作不僅要敘說歷史，重現那塵封霧蒙的往事與人物，使之活靈活現起來，而且還應站在當今的時代高度，用睿智的理性和哲人的目光審視那曾經發生過的一切，並對其作了科學而公正的裁決。在這一方面，該書也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的借鑒，其中處理蘇軾與王安石的關系便是一例。眾所周知，蘇、王在變法問題上，在政治立場上，有著尖銳的對立和巨大的分歧，而兩人又有私交。當然，如果對近千年來聚訟紛紜的王安石變法及圍繞變法問題而產生的蘇、王之間的是非恩怨進行詳盡的鋪寫和評判，並非本書所能擔當而且也不必擔當。因為，盡管從根本上說，由於變法影響了蘇軾的大半生，但蘇、王關系畢竟只是蘇軾生活道路上的一段插曲。話又說回來，如果不對當時復雜的政局及蘇、王二人的個性、經歷、思想方式以至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的加深與各自的出處進退所帶來的心態變化等各種情況進行客觀而冷靜的分析，而是憑感情用事，褒貶失當，也很難得出穩妥的結論。尤其是對王安石，自宋代以來的不少作品甚至將其寫成十足的壞人，顯然極不公允。而蘇軾作為本書的傳主，如果作者厚愛有加，不謹慎從事，也容易出現偏頗。但作者較好地把握了分寸，調整了思路，即不過多地糾纏變法問題本身，而側重從人格精神的角度敘述他們的離合。因而，書中既寫了蘇、王二人在各種因素的制約下表現出的不同的政見之爭、深刻的矛盾對立，也寫了他們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歷經宦海風波之後友誼的日益篤厚。蘇、王金陵相會的一幕及互相切磋學問、談論國政的情景都是相當感人的。作者認為，他們當年的爭執皆出以公心，並非個人恩怨；他們都具有偉大的人格與淵博的學養；王安石是時代的偉人、真正的政治家，等等，這些觀點具有「當代意識」，且評價不算過分。至於蘇軾本人，通過作者縱橫捭闔的剖析與描繪，其現世性與超越性交融在一起的智者形象蓋已深入讀者心中。本書題名全稱為《智者在苦難中的超越：蘇軾傳》，大概意在說明：傳主真實的一生，已經為後人提供了一種可供選擇的人生模式與文化性格，而這也正是蘇軾與歷代讀者建立起來異乎尋常的親密關系的原由，蘇軾的意義和價值遠遠超過了其個體本身。以上例證，也表明傳記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注意提升本書的學術品位。 但是，不能說該著沒有可挑剔之處。比如，說「現存蘇軾詞集表明，他從通判杭州開始填詞」就值得商榷。現有研究成果已經證實，蘇軾在任職杭州通判即37歲時已有詞作問世，換言之，現存蘇軾詞集中的某些作品，是他通判杭州以前創作的。當然，究竟寫了多少篇、是否算作一個創作階段等問題尚可進一步考辨、討論，但不應斷定蘇軾從通判杭州才開始填詞。再如，附錄一《蘇軾生平創作年表》中列蘇軾生於宋仁宗景佑三年是公元1036年，而在「生平經歷」一檔列「十二月十九日卯時生於四川眉山……」，其處理方法欠當，起碼是不夠清楚，容易對讀者產生誤導，而且與「引言」中謂蘇軾生於1037年自相矛盾（按：蘇軾生於宋仁宗景佑三年即農歷丙子十二月十九日，亦即公元1037年1月8日）。又如，書中將年號「景佑」誤作「景佑」，人名「石聲淮」誤作「石淮聲」，書名《東坡詞編年箋證》誤作《東坡詩編年箋證》等，蓋因排版、校對不精所致。另外，本書引用作品，多有篇名、題名，引用他人語（如葉燮、陳寅恪語）而不注出處；對白全用現代漢語，而引文採用原文。這種寫法是否最好？抑或是為了雅俗共賞，可談性強？筆者在閱讀過程中時有不和諧之感，故而尚存疑惑。此就書中某些觀點、史實、文字、寫法等方面分別舉例以示苛責，供其參考。但無論如何，出現於世紀之交的這部新版《蘇軾傳》，是一本值得讀的好書。